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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于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也许是周扬在看到了鲁迅手稿时感到过去这套言论太离谱了，还须“经过仔细研究”。可是，他们“仔细研究”的结果，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谱。
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从此，对冯雪峰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并通过对他的打击，来“改写文学史”。关于这情况，冯雪峰的回忆是这样的：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了。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的。所有人的发言内容，这里都不必详细叙述，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
周扬等人如何策划布置这几天会议，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们如何策划布置的事情。8月14日会议之后，15日休会一天；16日会议到20日会议之间又休会三天，这也显然都为了策划和布置起见的……当时周扬等人布置所有发言都集中于三六年上海问题，这分明是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缺口，使我承认三六年我怎样“欺骗和利用鲁迅以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同时“进行分裂活动”，等等，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篡改历史，为“国防文学”翻案的目的……
说到8月14日会场的空气，使我很震动……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对三六年两个口号问题的所谓“揭发”，不但在我当时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对于大部分到会人我觉得也很意外，加以楼适夷忽然号啕大哭，许广平愤怒地站起来痛斥我，使整个会场非常紧张。我确实很震动。（许广平在夏衍发言中间站起来痛斥我，说我欺骗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后来她开始识破周扬等人的阴谋，她就从别的角度来批判我了。）
这里所谓“别的角度”的“批判”，据当时的记录，是指许广平针对发言者所说鲁迅“受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勾结胡风，假用鲁迅名义所写一事而说的一些话：
……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
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按指冯雪峰）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
许广平的这些话，打在冯雪峰身上，却落在周扬、夏衍等人的心上。所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打印稿没有收，不得不将记录转录于此。
尽管许广平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这场演得轰轰烈烈的假戏的真相，但轰轰烈烈的程度一丝不减。冯雪峰说：
在夏衍的发言中间，周扬也站起来，愤怒地质问我，说鲁迅《答徐懋庸》一文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我的笔迹，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也使会场更紧张，我也更震动。
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接连站起来质问我种种问题。
邵荃麟当时也站起来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
由于我远离党的原则，不能正确地、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认识所发生的现象的实际，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当天我确实感到震动和意外。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要求同周扬见一次面。经过是这样的：周扬让我到文化部他当时的住处去见他。我要求见他，是想问一问清楚，我的问题究竟是出在过去，还是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想问一问他，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事实进行说明和解释。我到他那里后，他先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天电话上是告诉过我的，要提出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以及你脱离组织回家乡的事情，我同意他提。”（事实上，夏衍的发言显然是他们事前经过策划的。）我于是向他提出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他说：“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我说，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他说：“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我记得当晚他对我只说了这几句话……他说话时态度很平静，同白天在会场上的态度不同。我感到很茫然，很快就走了。
这一天白天的会议，我感到震动和很大压力，心里很沉重；主要的是我竟然“欺骗了鲁迅”，又“陷害了周扬”，这像两块石头压在心上。晚上我去听了周扬谈话，当时觉得茫然，回来后也还是很茫然，心里只觉得沉重。但同时我也还这样想：错误我应该承认，事实也应该辩正，弄清楚……
第三天——8月16日第十八次会议上，何其芳、陈荒煤等人发言之后，会场上有人要求主席团叫我发言，交代一些问题，特别是夏衍那天提的问题，我一则没有准备，谈话次序很乱，二则只说到一些事实的经过，有的则加以否认（如说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和摧毁上海地下党组织等），有的则加以解释（如关于两个青年问题），给自己进行辩解，中途被轰了下来。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上周立波、郭小川的发言，完全不合事实的问题更多，在会后我向邵荃麟提出。他说，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重要的问题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同时叫我准备好作检讨，彻底交代。
“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已经成立，而“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这样的逻辑很奇特！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主要依据是，鲁迅那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是“冯雪峰代鲁迅写的”；冯雪峰“蒙蔽”了鲁迅，在文中对周扬、夏衍等进行“打击”；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分裂左翼文艺界”——这倒合乎形式逻辑。但关键的一点，即这个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冯雪峰代鲁迅写”或“假鲁迅名义写”是否合乎事实。当时慷慨激昂批判冯雪峰的人，都没有去“查对核实”过，虽然周扬、邵荃麟等说已经看过，“原稿是冯雪峰的，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只是为了煽动需要而编造的。要“查对核实”也很容易，周扬知道，会上许广平也提醒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后，连续休会三天。说《答徐》信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的周扬，忽然想到了去“查对核实”。21日，他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介绍信原注明“借用一星期”，实际借用三天，23日，周扬签字并盖章具函说：
从你们这儿借阅的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信原稿（共十五页）已用完，现退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看来，周扬“查对核实”是有结果的，借用介绍信只说“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用后归还时的信上却明确写了这原稿是“鲁迅先生”的。这也难怪，因为原稿十五页中的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与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从原稿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这原稿，周扬是否给作协党组、给批判冯雪峰的中心发言人看过或说过，不得而知。但有一位参与批判冯雪峰决策的同志，在1986年3月举行的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说到过一件事：当他被“四人帮”迫害而“流放”在外地时，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了周建人说及这篇文章的情况：“这文章是鲁迅躺在病床上写的，而且写了两三天”（按鲁迅自说是“花了四天工夫”）。这使他“很震动”，他为此做了许多猜测，待他得到自由后，就给周建人去信，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这时，他才认识到1957年对冯雪峰是“搞错了，心里很难过”。由此可见，周扬的调查结果，也许是秘而不宣。
如果真是“调查核实”了，那么，其结果只能完全推翻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