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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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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听出他一些心声。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革”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能不和周扬划清界限,而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革”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是1966年12月)。在“义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也是最近我才知道他被弄回北京后,在部队的一个礼堂他和陆定一两人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可是当时没有让我参加)。在文艺界据说周扬也挨了斗,我更不知道。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在周扬被带回北京前,他其实一直在天津。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京后没有回家(他家就在中宣部院内的孑民堂),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那时陶铸还没有垮台。后来听说那几次斗争会周扬就是从被监护的地方揪出来挨斗的)。后来周扬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6月,林默涵被中宣部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毛在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于是周扬在7月14日被释放出狱,获得自由。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央宣传部,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
  (选自《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为冯雪峰带诬
  作者:牛汉

  8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坐满,我坐在靠后的地方。这届研讨会,记得是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韦君宜、唐达成等负责人,与会者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专家、学者,其中有李何林、唐挫、林默涵等。
  几个发言者对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意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导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人让我到台上讲,坐定之后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雪峰同志给我谈过事情的全过程。”
  下面是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发言较为简略,现在补充一些必要的细节,中心意思绝无差异。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多了。一天午饭后,雪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雪峰在四楼,我在三楼。当时社长王任叔拟编一部《文学辞典》,让冯雪峰和另一位姓糜的编辑负责,糜有病,不常来上班。因此办公室很清静,只雪峰一人待在里面,显然有着照顾和隔离的作用。雪峰已多次让我上楼聊天解闷,请我喝上好的绿茶。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大,更鲜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垄磷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党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感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激庸的信。'我对变城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整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度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答激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基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整迹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垄群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垄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望联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望湖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俄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
  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露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
  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
  袭战同志在“文革”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谈得清清楚楚。
  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湮没。
  (见《读书人报》,第72期,ZOO年1月18日)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作者:史索、万家骥

  1957年8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告捷”的情况下,已将矛头转向了冯雪峰等人。7日,《人民日报》用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在第一版的版面上,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正副标题,通报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该文侧重揭露和批判的是丁玲、陈企霞,也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等人的名,把他们包括在“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的“等”字之中。就在《人民日报》报道“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当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对冯雪峰的斗争,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在本社则配合作战”。“配合作战”于当日就揭开了序幕:该社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全社大会,宣布撤销冯雪峰的整风小组组长职务,号召大家揭发冯雪峰的“反党罪行”。
  冯雪峰感到突然,但并不惊恐。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家不是老在说什么“胡风是雪峰派”或“雪峰是胡风派”吗?硬想把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扯在一起,株连定罪。虽然他不得不在党内作过一次检查,但组织终未据传言和流言定案。现在又把他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扯在一起,他想,既是“小集团”,总得有组织联系,而这点,他自信是经得起反复调查的。至于要批他的“反党罪行”,他的某些言行是否“反党”,是否为“罪行”,在当时情况下,却看不清,说不准。从1957年6月6日开始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三次会议本是为1955年作快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平反的,说明丁、陈不反党;7月29日第四次会议,周扬忽然重申过去对丁、陈的批判没错,丁、陈忽又“反党”了,要继续批判。7月30日的会议即开始把冯雪峰扯在一起,但所扯的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他作了一次没有准备发言稿的即席检查,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承认:“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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