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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戚同我当然也是谈得来的。他这个人太认真，认真到呆痴的地步。一旦钻进痛苦的死胡同，怎么叫他往回走也不顶用。他的惨死，我不以为是他绝望的表示，他是在用尸体抗议。我咬紧牙关上楼，心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走这条路”。“你们本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正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事啊！
对我的看管严厉起来。我的女友的家也有人去做分化工作，逼她家交出我的所有的信件。果然如获至宝，但信中仍然找不到反党的话。我万没想到揭发我的材料中，居然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我信里揭露官僚主义和痛骂一个剧院人事科长挖墙脚的话算成我的“罪状”。这位科长乘人之危，利用一美女迫切要求人党的心理，步步诱引，眼看已经上钩之机，抛弃了在老区患难与共的夫人，娶了这位美女。这位美女忍痛扔掉了同她热恋了四年之久的老同学。我在信中讲给女友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剧院看戏遇见我的那位爱人被撬走的老同学，我们正在休息室交谈，那位人事科长笑眯眯向我们走来，伸手表示友好之意。但这只手悬在空中，我们不屑跟他一握。是的，我目中无人，因为他不是人。这尴尬场面至少有半分钟。被人欺辱了的弱者，还能有什么更高明更有效的反抗方式呢？我在信中对这位无才无德的人事科长总有几次毫不掩饰的谩骂，用词当然不大文雅，诸如：笨蛋、蜗牛、伪君子、补锅匠、蛀虫、党根、文明戏子。用现在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姓名，可以作这位人事科长的代名词，那就是《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我骂这位以权力搞爱情加塞儿的“第三者”的全部语言，统统挪到党的上面，说我是骂党。为了套用阶级分析法，说我出身资产阶级，之所以对党如此仇恨，是由于我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是在十八岁地下学生运动中入党的。凡是我的老同学都知道我在学校的表现。我并没有隐瞒我的剥削阶级出身，我背叛了我出身的阶级，怎么能说是阶级异己分子呢？
揭发材料的导语说，我的最主要的罪状是前边关于《辣椒》我编的和写的反官僚主义文章是利用反官僚主义反党。文章中的那些官僚主义，一下子统统变成了党的化身。这样无异于承认党即官僚主义，从效果上看，是谁在丑化党？从观念上看，开了“朕即党”的先河。
然而，在上述这样的结论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处分决定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王某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宣布我被宽大：按三类右派处理，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我乖乖地表示感恩。团中央绝大多数右派全部服服帖帖地低下了头。求生的欲望，毕竟是最现实的！
1958年初，春节的除夕之夜，胡耀邦找团中央的全体右派谈话。大会一开始，他就问：“学恩来了没有？”我立即站起来，“来了！”耀邦说：“学恩这个人是有才华的，很聪明也还年轻嘛，只要下去好好改造，将来还能为党做工作嘛。”当着那么多比我岁数、资历、成就大得多的右派，耀邦同志这么激励我，使我非常窘迫不安。
1958年春，到山西平顺劳动改造，耀邦同志嘱咐只说我们与监管我们的人一样，统称是“下放干部”，不要公布我们的右派身份。因此，团中央这一大批右派，远比文化部发配到北大荒的右派要幸运得多，至少没死人。1958年上半年劳动评比中，跟我们一起并监督我们劳动的真的下放干部有些人表现平平，而一些没公布身份的右派反而都被老乡们评为劳动模范。在农村劳改的最大收获是亲历了大跃进的种种磨难，从放开肚皮吃饭到勒紧裤带干活……
风雨沉舟记
作者：章立凡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章乃器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活溢”。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这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也可能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1979年起，我不断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当年两位积极斗争他的人，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年4月间，有消息说，当年被划右派的二十七位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6月传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父亲的名字列在改正的二十二人之首。
一、整风之前的两场争论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因为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父亲的性格刚正耿直，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不脱书生本色。他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这两项职务经常涉及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在两个问题上曾与一些同事发生激烈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这番插话中所提的“红色”不过是形容词，用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不料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遂引起了一场争论。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曾在一些内部场合探讨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他提出：如果将“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的论断，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那些必须改造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应付一场新的辩论，并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且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问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
至于梁漱漠、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段话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做注脚。
二、整风期间的三次发言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