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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可让读者看了只想打瞌睡。
《人民日报》言行一致，报道了有六百多位科学家踊跃参加的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报纸评论员还针对当时“左”的模糊认识，指出：“争鸣正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不可能是齐唱、合唱或只有大人物独唱。”巴金说：即令乱鸣，也比不鸣好。尚銊说：既不要以人废言，也不要以言废人。茅盾讲得更生动，他说：井蛙、应声虫和驿马是不能独立思考的；独立思考有两大敌人，即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7月5日，副刊还发表了赞扬敢于报忧的报告文学的文章。《人民日报》那段时期，真有看头！
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这一态势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震动，于7月8日来到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社给全体编辑记者作报告，号召大家进行报纸改革。他说：“《人民日报》的这一进步，各报都有点恐慌，你们也沉不住气了，自我压迫，这是好现象！你们一定要急起直追！”耀邦同志既善于务虚，保持永不衰竭的理论兴趣，同时又善于务实，是一位极富鼓动才能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对于当时中国青年报社内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编辑记者的改革热情来说，起了催化、助燃的作用。
当时任总编辑的张黎群同志，发动全社同志提合理化建议。有人提出要办科普副刊，这就是《长知识》的起因；有人提出要引导青年在生活方式上有一个健美的情趣，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周末》版的起因。
文艺部有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编辑孙秉富提出办一个《辣椒》副刊。他的建议，主要是受苏联《鳄鱼》杂志的启发，主张办一个漫画与讽刺文学图文并茂的副刊。
孙秉富一鸣惊人，共鸣响应者大有人在。那么由谁来办呢？孙秉富是当然的人选（可惜，1957年他也未能幸免被“扩大”。“大跃进”中返回顺义老家务农时，夫妻二人皆死于癌症）。找谁来干这个副刊的主编呢？
不知是领导看错了人，还是上帝发了昏。我像辛亥革命时硬从床底下被拽了出来的黎元洪，委以《辣椒》副刊主编之职。我这个人不大识抬举，对这芝麻官不仅不感到荣耀，反而觉得沉重。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职务！
既然办这个副刊危险，拒不受命又不行，那么可否走一条保险的办刊之路呢？这路是有的。那就是批评消极现象只搞虚的，不碰具体单位具体人。即：漫画加不指名道姓的小品文和讽刺诗，再配点杂感，一期凑个四五千字，并不费劲，也不招惹谁，在总编辑那里也好通过，何乐而不为哉！
鄙人当时二十五岁，血气方刚，颇有初生之犊的气概，坚决主张在副刊里以真人真事的批评为主，在文风笔调中含讥刺或调侃，这样才能闯出一种与苏联《鳄鱼》和中国《漫画》不同风格的讽刺性的副刊。
批评讽刺的主要锋芒何所指呢？这就牵涉到办刊的宗旨、方针了。
在没有先例、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会不可能为《辣椒》副刊制定一个办刊方针。当时只能是办着看，探着走。但是大体总得有个谱儿，不能碰上什么就讽刺什么逮着啥就批评啥。
我当时的思路是：中国的官僚主义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老百姓已经深恶痛绝，批评讽刺的对象如果绕开官僚主义，那就是躲着重要矛盾走，就不可能有读者的喜爱。然而批评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的“官僚主义”，能使人信服吗？他们连僚（属）都不够，算什么官？官之不存，主义焉附？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官都有官僚主义。
因此，我提出两条干法：一是《辣椒》一定要拿官僚主义祭旗，因为反官僚主义是党中央倡导的一贯方针；二是要“捉大虫”（即今日所谓的打老虎与拍苍蝇之说的前者）。
于是《辣椒》创刊号上就批评了河南一个县发生的屠宰耕牛事件，以后我又采写了湖北省孝感医院发生的医生因手术事故制造的溺婴，法院判得奇轻的事件（题为《被谋害的新生命》，收到读者反应的信件三千多封），又采写了地质部人事司白司长在河北正定地质干部学校进行大规模迫害青年学生的事件（题为《白司长来了之后……》）。当时《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钟沛璋和理论部马玫丽合作，还为《辣椒》副刊上这篇长文配了社论《白司长错在哪里》，二文皆曾送当时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同志审阅同意才发表。
《辣椒》的刊头，最早是个植物形状，以后又画成拟人形状（将辣椒画成人头）。读者对这两种刊头，都不太满意。我从孙悟空的形象得到启示，找画家画了一幅尖下巴孙猴儿，其形如辣椒的悟空式人物，一手持金箍棒，一手反搭凉棚，从云中跃下，好像发现了妖怪前那种惊喜的模样。对这个刊头，报社内外反应都很好。谁料想，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传话下来：有问题！
当时康生的一句话，对于共青团报的分量，可想而知。
我们副刊组的同志立即给康生的秘书打电话，问：“康生同志对《辣椒》副刊刊头有什么具体指示？”不一会儿，电话回答道：“不要搞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孙悟空闹谁的天宫呀？”
立即照办，请裘沙画了一个身穿西服，手持红十字医疗箱的辣椒人像，一直沿用下来，直到1981年《辣椒》再度出土，仍是裘沙勾画的那个出诊的大夫。
出了十几期，《辣椒》在读者之中和新闻界同行之中，反响是好的。河北正定地质干校有四名教师投书《辣椒》，反映白司长到该校对青年学生搞残酷斗争逼供信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派人去采访调查（1957年这几名教师也都被打成右派），充分说明了读者的信任。
我1956年夏天在青岛采访时，发现大街上卖鸡蛋不是论个儿论斤，而是打开了蛋壳装在大盆里用勺子舀着卖。询问之下，得知是副食品仓库里管理存放有问题。经过采访才弄清楚，原因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于是写了一篇《在鸡蛋问题的后面》，文中引了一句工人骂娘的话：“在公私合营之前，资本主义的管理时，没坏过一个鲜蛋（坏一个，资本家也心疼）；如今官僚主义的管理，就是铁蛋也变臭啦！”
应当承认，《辣椒》副刊在我主编的二十多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官僚主义的锋芒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读者仍然普遍反应：“不够辣！还得再辣点！”我当时虽然幼稚莽撞，但还没有达到忘乎所以失去分寸的地步，所以总是跟孙秉富说：“又是推着咱们往火上烤哩。小火小烤，辣椒更香；火一大，就自我毁灭了。”
从上边又传来了话。说是有人感到《辣椒》有问题，把已出的几期副刊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诙谐地回答道：“辣椒有什么不好？四川人湖南人就喜欢吃辣子嘛！”当总编辑张黎群从耀邦同志处得知并向我们传达这段话时，我们像小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那个天真得意劲儿就甭提多美了。
采写批评性的稿件，使我对社会弊病有了较深一层的认识，感到干部的水平（当时还没科学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这样的提法），特别是相当多的高级干部的水平同党中央的政治水平相差悬殊。我记得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有很大一段讲到反官僚主义的问题，鼓励从下而上地揭露官僚主义。张黎群随少奇同志赴河南视察时，亲耳听到刘少奇对白司长批评文章的肯定。然而像白司长那样厉害地压制群众，把青年学生中的认识问题、思想作风问题当成敌人那样对待，逼得有的学生喝煤油自杀，实在不尽是个官僚主义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太主观、太武断、太教条，无民主作风和法律观念可言造成的。一句话：这样一些政治水平文化水平过低的高级干部是目前我们国家许多尖锐矛盾的根源之一。比如当时国产电影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像《在前进的道路上》等等，观众看不下去，中途纷纷退场。再如对留学苏联的学生的审查，太偏重政治历史，轻视学识才能。这些问题无不与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的水平有关。
没想到，我的这些零碎的采访后未见诸文字的杂感偶语，却成了我被扩大为“右派”的“反动”言论。
在新闻界当右派有它先天的利弊，一旦被“扩大”进去，立即臭名远扬：“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战果——揪出右派分子某某某”！而且常常得到头条要闻地位的显赫待遇；于是亲朋好友或读者，凡是以前对这个右派的文章有过肯定言论者，迅速受到株连，所以反右战果如雪球滚遍全国。我的一个堂弟在武汉也因我牵连而被打成右派。但也有一利，那就是：“罪行”见诸报端，有如公开的、永久性的历史档案，谁也无法抹掉，无法销毁。
鄙人上述有关《辣椒》副刊反官僚主义文章以及我的“反动”言论，至今不难查找，请在《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4日第三版头条，由王某同志（后升任中青报总编辑）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即可一目了然，看看我今日记述的是否忠实于历史。
《自由谈》与我的“惟我主义”
1956年冬，报社有几位同志组织发起筹办一张墙报——《自由谈》，墙报内容无非是对报社内领导不民主、调整工资级别不合理、后勤服务不周到等等问题发表的长短言论，那稿件比小宇报大，比大字报小，抄在纸上粘于布上，已经基本就绪。《自由谈》整个发起组织的全过程及内幕，我一概不知。
《自由谈》出版前夕，他们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发刊词。经人们一哄，一请，这不祥的差使，糊里糊涂地落在我的头上。我这人经不起求，几个人到办公室苦苦哀告，我就心软了：“好吧，我试试看。待会来拿。”
《发刊词》只有几句话，并不难记。大意是：“这是一个民办的不必送审的墙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