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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农场时，队长说先要过劳动关，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劳动关是用不着过的，每天劳动有定额，干不完定额，回到班里就要受“帮助”。大家共同干一种活的时候，任何人也不得偷懒，谁不出力气，大家都会看得出来，不等回到班里，就在地头上骂你了。我有自觉，在劳动上总是最卖力气的一个。
其实在农场里，最难过的既不是劳动关，也不是生活关，农场里最难过的大关，是争取摘帽关。而为了争取摘帽，每一个右派都使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更有许多人还要有特殊的“表现”，这样，没有希望摘帽的人，譬如我，就只能看着别人表现了。
第一年国庆节，突然宣布给两三个右派摘帽子，右派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摘帽之后，右派们看到了希望，于是农场里的气氛立即就变样了，每一个人都在暗中努力，要使自己在明年国庆节摘帽。其实我对这几个摘帽的人作过分析，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他们的摘帽，可能是把他们整错了，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背景，赶个机会，就说是摘帽了。这种机会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别人只是右派，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就是全农场的人都摘了帽子，也还是要把我留下，我是永远也休想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
为迎接国庆节前的摘帽，七、八、九三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刻。右派们的种种表现是很精彩的，有的人劳动时拼命地干，烈日下光着大半个身子，突然一声喊叫，就晕倒了，大家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什么话也不说，拾起锄头又接着耪地。情况汇报上去，立即就得到表扬，作为表现，就记在队长的印象中了，摘帽子就是一个条件。更有的人狠狠批判自己，批判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动不动就往队部交思想材料。自然也有的人检举他人反动言行，于是农场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后来一些反映劳改农场生活的小说，把右派们一个一个写得那样美好，但以我几年农场的生活经历，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们是被美化了。一个人在失去了自尊的时候，那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社会上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农场里只能比社会更露骨，也更残酷。
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就是在右派们争先改造立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农场已经任命右派做班长了。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本来只有属于内部矛盾的人才能做班长，譬如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就是京剧团的小武把子。这些人坏得很，许多班长在地里总是向学员们要这要那，他们出工时自己不带烟，想吸烟的时候，就向班里的学员要，有的右派学员投其所好，就“喂”他们烟吸，他们得了这些人的好处，就对这些人格外关照，而不肯给他们烟吸的人，就总被他们汇报。更有的班长向学员们借饭票，借钱，反正就是占右派学员的便宜。这种事，农场自然也就渐渐地知道了，于是农场开始挑选可靠的右派做班长。这些右派班长，把当班长看得非常神圣，不像那些小坏蛋，把班里搞得一塌糊涂。右派班长对于各项要求都非常认真，学习，劳动，都头头是道，把班里的生活搞得非常正规，队部自然也很满意。
但是，右派班长却远比那些小坏蛋班长厉害多了。他们有文化，他们能够看出你是真心接受改造，还是表面上接受改造，更能看出你是不是对抗改造，随便一点小事，他们都能分析出立场观点来，所以，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有一天，农场改善生活，早晨炸丸子，每人发一个条，拿条去可以买一两粮票的丸子。儿子买回之后，我们新上任的班长给大家做工作，这位班长对大家说，今天早晨农场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浪费了几百斤油。我这个人就是爱多嘴，这时我就在一旁说：“吃到人肚里的东西，怎么能说是浪费呢？”如果这句话被小武把子班长听见，他可能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但右派班长的嗅觉灵敏，他一下就听出立场来了，晚上开会他就点了我的名，说我对抗改造。幸亏队部不想找典型，这样我才免了一场大祸。
小武把子当班长，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此外谁爱做什么，他一概不管；但是右派班长却什么都管。我从外面带来了几本书，全都是我最离不开的那些书。小武把子班长看见我看书，还颇有点格外的敬重，但是自从右派班长上任之后，他不允许我看书了。他说读那些书对我的改造不利，他规定学员们只能读马列的书，这一下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选拔右派当班长的做法是成功的，很快，所有的班长就全换成右派了，这一来连那些小坏蛋们也老实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是内部矛盾，常常不服管教，把他们交给右派班长管理，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老实了。右派班长也不和他们发威，右派班长会找他们谈话，会对他们做工作，会对他们的一言一行做阶级分析，这一下，他们再不敢捣乱了。他们知道只要右派班长到队部一汇报，他们就休想出去了，因为他们和右派不一样，右派进来之后，没有出去的希望。可是他们只要表现好了，就可以出去。有右派班长时时地盯着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听话了。
在右派班长的努力下，农场的生活越来越正规，点名、站队、出工、学习、开会，都有点劳改犯的味道了。但也还是有人们觉察不到的暗流在农场里涌动着，生活好像就是这样，阴阳相生相克，农场也是一个大世界，它不可能违背人类社会这个共同的规律。
农场里几年生活，使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变得无忧无虑了。几乎每一个右派都愁眉苦脸地生活着，而只有少数几个人却活得极是轻松。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之后，完全丧失了自尊，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感觉不到失望。他不再尊重自己，也不再尊重别人，他对一切都失掉了责任感，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生死由之的动物了。
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
我从小受的教育，极有礼貌，苟于小节，但到农场之后，我光着膀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一点也不觉害羞。我的衣服破得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但我还是穿着它上工下工，城里的乞丐都要比我穿的体面。我的一顶草帽，连帽顶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每天顶在头上，好歹也能遮些阳光。我喝生水，吃才从地里拔下来的青菜，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漱口，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变成什么样子了。而且我还学会了骂街，骂最难听的粗话。
还是那些小坏蛋们，他们着我好欺侮，就总是和我过不去，动不动就向我耍威风。最先我总是躲着他们，由他们骂我。有时候他们故意在我的身上寻开心，或者是无意中打一下、踢一脚，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算是在我身上“找乐儿”。但有一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是在他们和我无理取闹的时候，站在农田地里，放下农具，我向他们骂了起来。骂人的话，不外就是那几句罢了，他能骂出口，为什么我就骂不出口？妈妈姐姐地，我就骂起来了，这一骂，真把他们骂傻了，他们没想到我也会开口骂人，今天见我真的也骂起来了，他们反而不敢欺侮我了。
就这样，我整整骂了一个下午，就是后来于起活来的时候，我也是一面干活一面骂街，骂得那些小坏蛋们没有一个出来敢答言的。
这一骂，骂出了一个朋友，大家叫他大刘。这位朋友四十多岁，自幼参加革命，抗日时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建国后没有来得及休整，一个命令下来，又渡江抗美援朝。按道理说，他是一个革命功臣，但不幸却被打成右派，和我一样，被送到农场来了。
大刘是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呢？他自己对我说过，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在一个单位里领导运动，让他主持斗争会，批斗他们单位里的右派。一天，又是开批斗会，大会休息的时候，他去厕所，在厕所里他看没有外人，就对一个人说：“鸣放时不是让大家说话吗？怎么又说人家是右派呢？就是右派，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的呀……”说着，他就从厕所出来了。回到会场一看，会场里的标语改了，改成“右派分子刘某某必须低头认罪”了。原来他在厕所说话的时候，被人偷听去了，立即汇报到最高领导，他因为同情右派，立即就被打成右派了。
大刘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降级降职降薪，送到农场改造。但他对于自己的当右派满不在乎，到了农场也是蛮不讲理，稍一不高兴，破口就骂，连上皇帝马场长都不敢惹他，更没有人敢问他是什么东西。就是平时走在农场大院里，他也是骂不绝口。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多少词汇，他骂街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了，枪毙不了我，我就操你妈妈！”农场对他很感头疼，就分配他赶大车，尽量少让他在农场里待。赶大车可以天天到市里去，他可以中午在市里吃包子，晚上故意很晚才回来，大多数时间，他不参加学习。
有一天，班里派我出去和大刘拉沙子，大刘赶车，我坐在马车上，一路上大刘就对我说：“好样的，你早就该骂狗操的他们。”大刘继续鼓励着我说，“别怕他们，咱没做那种对不起祖宗的亨，咱也没犯下挨枪毙的罪过。这地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孙子，他越欺侮你。这就叫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农场吗？咱们这些人原先都报过逮捕，或是劳动教养，可是对于这些人查不出历史污点来，逮捕证没法签，这才交给公安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