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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给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他们对隐私最感兴趣，极为关注别人信中的异性话题。我有一位昔日的女同学叫“慕容佳”，她来信问候，嘱我“注意身体”云云，信被“审查”之后，他们从字迹之娟秀及名字为“容佳”（他们作如是说！不知姓为“慕容”）则断定来信者必为女性，于是兴致生焉，追问再三。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又加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4月底或5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惟此一计，别无妙策，后来许先生来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五六年寒假回家，开学赴北大，五七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里，与我同步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的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词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惟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之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啁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了，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惟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惟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他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分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家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并合影留念，谁知乃是永诀！在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牛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时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惟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示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莫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对方说：定在6号！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我们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