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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抬眼一看，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斗碗白米干饭，一碗青菜和一小碗浑浑浊浊的散发出香味的肉汤。好久没尝过肉和白米干饭的滋味了，扑鼻的香味一下子钻进鼻孔，送入大脑的中枢神经，唾液立即在口中饱和，我也开始大口大口地加入这“稀里呼噜合唱队”……
事后我才知道，头天晚上生产队猪场病死了一头猪，约有一百多斤。埋了可惜，几个头头商量后，决定高温消毒——炖汤后分给社员吃，让社员们打一次牙祭。但当地的习惯，打牙祭必须与干白饭配合。于是头头们又作出第二项决议，把秋收后未上账的黄谷拿出一部分连夜加工成大米，按每人一斤米的定量做成干饭，让人们吃个舒服。本来，有人主张不通知我，一来我是外来人，二来我是右派，怕我走漏了风声大家下不了台。后来，刘大娘据理力争，说我虽是外来人，但也是一个“落难的书生”，而巨给生产队画了那么多好看的图画，更何况，这本来就是瞒产私分行为，要说谁不该吃，那就大家都不该吃。接着，生产队支书又提出，上面有政策，对老黄这种人要思想上从严，生活上一视同仁。这才全票通过让我入席就餐。
我听后十分感动，但想到我是有工资的人，不应该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便向生产队提出交伙食费的问题。当时部分干部认为，交不交费都没关系，因为我在生产队干活也没收工钱，而且顿顿吃红苕稀饭，收了钱对不起人。但学校有人认为，不交钱不合理，难道右派分子比人民教师更优待吗？几经讨论，最后反映到公社才决定我每月交伙食费四元（在学校是交六元），作为生产队伙食团买盐巴之用。以后，每次生产队私分都“正大光明”地给我留下一份，使我对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在写改造总结时，不能照抄上述例子。
收粪大军与抒情西施
60年代，我在一家农场种蔬菜。
种菜需要肥料，但当时的化肥极少，农场种菜主要靠两只五六十吨的肥料船去市里运人粪尿解决。当时重庆市有个肥料公司，有好几百工人和数十辆粪车。每天清晨和黄昏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将各街道公共厕所的粪便一担一担挑到粪车里，再将粪车拉到河边粪池，然后用长方形的木槽一个接一个地接连倒在河边的肥料船上。需要肥料的很多，除了国营农场以外，还有沿江两岸的蔬菜基地。大概是当时吃得少也拉得少的原因吧，肥料也和粮食一样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我们的肥料船要在城里等上十天半月才能运到一船大粪，再加上等拖船或其他原因，有时一个月才能运回一船，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面貌，农场决定自己组织一支运肥大军去城里“打游击”，与肥料公司的“正规军”抗衡。
农场在解放西路103号重庆日报社的斜对面租了一幢房子，从四类分子中挑选了三十四个思想问题不大、身体健康的中青年摘帽右派，派往那里作专业队员，像肥料公司工人那样去大街小巷收集老太太、大嫂子提出来倒的尿罐子。开初，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上班时间比肥料公司长，但效率却低得多。后来，场领导开了动员会，强调运肥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坏的标准，不完成好不行。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大家把全身心都投人这一倒罐子的政治任务中，场领导经郑重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每担一担大粪上船，可得到二两粮票和七分钱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大胆的创举。这样一来，果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个月下来，产量比上月翻了一番，一般人都可得到四五十斤粮票（高出农场工人定量一倍左右）和十多元钱的奖励，多的可得到七八十斤粮票和二十多元钱。
我是在专业队成立两三个月后从生活船上调过去的。尽管去前已下定决心抛弃臭知识分子的“面子”，但第一次挑着粪桶走在大街上时，还是喊不出“倒罐子”三个字。但不喊又不行，总不能担着粪桶在街上散步呀。后来只好把心一横，把草帽压下来遮住半边脸，憋足气，总算喊出了第一声。只可惜声音太小，像蚊子哼哼一般，除了自己，没有谁听得见。转了好几条大街，桶内只倒了两三罐的粪尿，加上涮罐子的水，总共才小半桶，担起走路时粪水在桶内了东作响，荡来荡去，一不小心粪水就溅到身上、脸上。溅在自己脸上擦了就是，溅在行人身上可要挨一顿臭骂。这样一天下来，别人“朝三暮四”担了七担，我早出晚归却只担了四挑，而且最后那一挑只有大半桶就再也没人倒了。我只好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直到警察叫我“快滚下河边去”为止。俗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这样生活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的臭知识分子面子才算彻底放了下来，总算适应了挑粪生活。
担粪生活虽苦虽累，失去了许多“面子”，可到吃午饭的时候，却是我们最“体面”最得意的时候。楼下临街的一间屋是我们的饭厅。说是饭厅，只不过厨房外有个打饭的窗口而已，饭厅里没有一张饭桌，凳子也只有几个，先来的可以坐着吃，后来的就只好站着吃或蹲着吃了。但是，这决不影响我们“体面”和得意的发挥。当老右们端着一大碗新鲜蔬菜和一个半尺长的馒头在门口的长凳上边吃边侃时，羡煞了过往行人和附近居民。他们一天的口粮加起来也没有我们手中的那个馒头长，何况我们还有一大钵钱也买不到的新鲜蔬菜。于是，一些爱摆龙门阵的大嫂子和小孩子就趁此机会围了过来，有的问长问短，有的巴结讨好，有的赞美“农场的蔬菜好”，有的说“下放干部政策培养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人”……当市话剧团上演《雷雨》或《茶花女》之类的剧目时，我们还可以“牺牲”二两粮票和七分钱，提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后，坐在堂堂皇皇的大剧院中。那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点“优越感”，以此来维持心理平衡。
挑粪大军中有个十分特殊而又有趣的人物，值得单独一叙。这人姓王，身高一米七八，身体健康，长相特帅，但文化不高，来农场前是县里某小学的校工。此人爱读书也爱写作，加以处在学校这个文化教育的良好环境里，进步很快，曾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小鼓手》的儿童小说，因而后来又幸运地成了语文代课教师。此人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骄傲而好出风头，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右中自然成了对象，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农场成立肥料运输队时，年轻力壮的老王首批申请入伍。肥料队发给每人一挑粪桶和一把粪勺子。为了不至于弄混，农场给每人编了号。但老王却对此不满足，特弄来一些油漆，在自己的粪桶和粪勺上写了“抒情”两个红色的大字，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风格。
没想到，这写有“抒情”两字的掏粪工具，后来还给老王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首先，它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广告业一样，起了社会宣传作用。老王很快在南纪门、储奇门一带出了名，不少老奶奶和大姑娘都同情这个能说会道，又能写小说的“下放作家”，每次都把尿罐子放在门口等他，不见“抒情”标志绝不乱倒，连肥料公司的“正规军”也拿他没法。
城里人倒罐子有个习惯，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后，过早了看不见，过迟了天已大亮，尿罐里总有一些不雅的东西不愿让人看见。所以，倒罐子的黄金时间大多集中在一小时之内。这就和收罐子的人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一般来说，要从大街小巷中收满一担粪挑到河边的肥料船上，大约需要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在收粪的黄金时间内只能挑两担粪下河。有的倒罐人等不到挑粪人，宁肯多走路把罐子倒进附近的公厕或下水道，这样，我们就无法完成任务，无法拿着长馒头到大街上去啃，无法实现心理平衡。
老王不但发挥了“抒情”广告效应，而且率先发明了一个人同时挑两担粪的优选法。具体做法是：出工时一根扁担挂上四个粪桶，前后各两个，然后将其中两个放到巷子里居民集中点，大叫几声“倒罐子”后，挑着另一担空桶迅速离开，到一些零星住户处挨家挨户地收集，待收满八分后再往原来搁桶的地方走，此时原来的空桶已经倒满，他再将这一担挂在扁担上，同时挑着两担粪高声喊着：“看道看道，大粪来了！”飞奔着冲向河边。这样，他就充分地利用了担粪的黄金时间，比别人提高效率一倍以上。一个月下来，他收入的钱、粮都是最高的，自然成了我们的担粪标兵。附近的群众都知道“103”（肥料队的门牌号数，后来成了我们的代号）有个肯出力又会抒情的下放作家，每月可挣到奖励粮一百多斤！
当时，有不少老太太给他介绍对象。几个月后，他选中一位城市户口的漂亮姑娘做恋人，常常在工作之后穿上蓝卡其制服，和这位姑娘一起逛街看电影，给老右们增添了不少光彩。我们背地里就称这位姑娘为“抒情西施”。
八个月饼
那是1961年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家里回农场途中，在县城的一家糖果店门前，看见许多人排着长队在买什么。我赶忙跑到前面去，看见店门口贴着一张“启事”：
“凭9月份糕点票每人供应新产品干蔗渣月饼二个……”
“怎么样？”我问一个买好月饼挤出队列的年轻人。
“不错。个又大……又好吃……”年轻人边吃边说。
不等他的话说完，我赶紧跑到队伍的后边，边清钱票边等轮子，并把清好的钱票紧紧地握在手中。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终于轮到我了。当我将钱票递上柜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售货员收了我八个月饼的钱，并将一大包月饼递到我的手中。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感到万分惊喜，我受宠若惊地呆在那里，像电视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