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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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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忘了吃饭。
  “就凭这,这孩子也得让我出院子。”雪媛这么琢磨着。
  于是她穿好工作服,挎好布袋,抱起为伟,到了院门口主动叫了一声这男孩的名字,并没话找话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啊?”这男孩一愣神,雪媛已迈出了院门。别的孩子忙问这男孩:“这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这男孩只得摇了摇头。雪媛这才脱了身,长吁了一口气。
  可是,在劫难逃的潘雪媛躲得了小院子却躲不过工厂。在所谓“深入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时,雪媛所在的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八杆子打不着地把她列为“工厂‘三家村'”的第一名。在全厂平时开大会的最大一个车间的主席台墙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黄纸只写有一行字的大标语:
  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家属潘京荣: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
  动!
  潘雪媛明白,这大字标语是工厂出纳员写的。而在1963年秋天,当雪媛坚决与我成了家,工厂迫于新华社的压力,将要把潘雪媛从会计室赶下车间“监督劳动”的时候,正是潘雪媛把将要接替她的连算盘也打不好的这位出纳员等人,教会了打算盘和统计、出纳工作的技能,整整教了两个月。等她们初步学会了之后,雪媛才离开会计室下了车间。现在,这个徒弟“很革命”,要六亲不认了。然而雪媛生性很倔强,她很快回了这个徒弟一张大字报:
  ×××同志:如果你是党员,是厂领导,你叫我“不乱说乱动”,我
  就不乱说乱动!
  潘京荣
  这张大字报一出,工厂领导立即发动厂内的许多群众写出大字报围攻潘雪媛:
  潘京荣:你说过你爱人是冤枉的,这算什么话?
  ×××××
  潘京荣:你说过,说到哪也不怕,他是他,你是你。
  ×××××
  潘京荣:你说你没有罪,你真没罪吗?
  王大明
  看了这些大字报,潘雪媛觉得工厂领导很可笑,因为他们要发动对她的围攻,实在是很难发动的。王大明这个连阿拉伯字码也认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算做他们的一名群众了。平时快吃午饭时有人叫一声:“大明,看看墙上的电表还有多长时间到12点。”他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说不清大针在11、小针在12究竟该算做几点几分,就擅着一个食指和一个小姆指回来说:“还差这一点点。”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厂领导眼中的“积极分子”,也叫他让别人代写了一张大字报。
  不久,工厂就开始“揪黑帮”了。一位老师傅,一位丈夫在劳改农场的女工,都被揪成了“黑帮”,说他们反对厂长白某。
  白某不怎么识字,说话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斗这些“黑帮”的大会上说:
  “你们反……反……反对我,就是反……反……反对共……共……共产党!”
  他让一个地主的儿子用皮带扣猛打这位老师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个血印。潘雪媛实在看不下去,会后不顾自身的安危,贴了一张大字报:
  白××厂长:
  党号召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在批斗人的时候叫人搞
  武斗?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代表党”,你代表的是哪门子党?我看,你只
  能代表你个人!
  潘京荣
  白某一见这大字报,暴跳如雷:“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属,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因为潘雪媛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么“揪”?结果白某亲自出马,把潘雪媛也划入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和有些男女关系问题的“黑帮队”,每天早请罪、晚清罪,在工厂内小广场的烈日下翻滚汽油桶打锈。因为家里有孩子,才准许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则就会和其他“黑帮”分子一样,夜晚也在厂里呆着。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间都变了,变成了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凶神恶煞。无数的男女大学生、中学生都以穿着草绿色的上衣为荣,腰间扎着随时可以解下打人的宽皮带,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操他妈”。被“勒令”遣返回老家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们成群结队,身上贴着或挂着标明他们“罪恶身份”的纸条或牌子,有些“地主婆”还被迫穿着往昔穿过的花花绿绿的旗袍,头上被剃成“鸳鸯头”,地上拖着她们没法提得动的大包袱,身边走着押送他们的手执皮鞭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常常在某一条街或某一个胡同打死男男女女多少人,制造红色恐怖!
  善良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幽默没有了,玩笑话也没有了。用一张旧报纸包了鞋,也能被揪出来批斗,因为报纸上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急着上茅房随手撕一张废报纸当手纸,也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罪名是“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擦屁股”……
  在这天下大乱、玉石难分的日子里,潘雪媛的心整天都提到嗓子眼。上班走在路上或身在工厂里,时时刻刻都担心被人揪斗,回到家里又时刻提防着有人来抄家。每日每夜,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她的那根乌亮粗实的大辫子,也请院子里的一位老太太绞去了;家里珍藏的一幅齐白石的《海棠图》,也由她接受了院子里好心而无知的孩子的劝说烧掉了,说是“反四旧”,免得让外面来抄家的人乱扣罪名。
  一天,她去文昌胡同的姨父姨母家看望老外婆,胡同口有一队“红卫兵”把守,不准进去。不一会,就有一辆拖着死人的卡车向外走,车上装着八个死人,其中有的还没有死,伸出车帮的手还在痉挛着。她连忙用手遮住为伟的眼睛,不让这恐怖景象刺激孩子的稚嫩心灵。
  一天,西城区二龙路所有街道工厂的人员,都集中到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后面的35中学操场上开大会。开会前,雪媛所在的二龙路喷漆厂一位女同事的丈夫,还在主席台上忙着贴标语,摆麦克风,搬椅子凳子。等正式开会时,会议主持者一声喝令:“把xXX三反分子抓上来!”几个早就准备好的打手立即上前,抓的正是这位女同事的丈夫!他当即被扒光了上身,挨了一阵皮鞭,打得满身血痕。
  这时,雪媛和“黑帮”队的一些人,也都被身边的一些打手严密监视着。只要主席台上一声喝令,他们随时都有被抓上台去的危险。可是还好,直到散会,主席台上始终没有发出这样的喝令。尽管如此,精神高度紧张的雪媛觉得这一个多小时比一天还长。
  而且这样的大会接连不断,说不定哪个人只为了一句话、一件事,就被突然揪到台上去……
  六
  在这恐怖贫病交迫的岁月,为数寥寥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的堂侄戴倜和我的老战友苑春林——的关怀与探望,使我这位终日担惊受怕的妻子没齿难忘!
  戴倜,我大伯父的长孙,只比我小两岁。我们从光屁股年代起,就整天在一起玩。抗日战争第二年的春天,日寇侵占了我们的苏北故乡,我们都逃往他乡,见面的时候就少了。1944年我参加了新四军后,则更天各一方,那时我才16岁,他14岁。后来他的父母因贫病交困相继去世,他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勤苦种地度日。全国解放后,他流落到苏南常州当船工,后又进了工厂做工。“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保皇派”与“造反派”也发生了武斗,久久不能平息。他作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奉周总理的召唤,与“造反派”的一些头头一起,到北京开会调解。这时我们都已是快40岁的人,相隔20多年没见面了,但他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在十年前就被打成“右派”的叔叔。
  一天开会之余,他特地走访新华社要见我。新华社传达室的人员十分警觉地问他:
  “戴煌是你什么人?”
  “是我叔叔。”
  “他早被划为“右派”,后来又劳改去了!”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那么我的婶母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戴倜生气了:“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和他的家属也总该有个去处吧?”
  属于保卫系统的传达室的人,本来就自以为比一般人高三头,岂能忍受外来的平头百姓这样的责问?遂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人?!”
  戴倜也大声回答:
  “我是周总理叫来开会调解武斗的!!”
  一听这话,传达室的人感到莫测高深,态度软下来了,连忙说:
  “好,我们给你问问。”
  他关起小窗,拿起电话,向不知何处打起了电话。一会儿放下听筒,打开小窗,对戴倜说:
  “戴煌爱人的老外婆家,住在文昌胡同8号,你到那儿再打听去。”
  这样戴倜才找到了文昌胡同8号。老外婆一听说是我的侄儿来访,高兴得连忙给雪媛的工厂打电话。雪媛从未见过我们戴家老家的人,她立即向工厂请了假,抱着为伟赶了回来。戴倜一见到潘雪媛,尽管他比雪媛整整年长十岁,开口就是“六妈,我终于见到您了!”握住了雪媛的手。接着又抱起三岁的小为伟,连着声叫“妹妹”,尽管为伟比他自己的孩子还小几岁。接着他又解下身上的挂包,从包里拿出常州特产的一大包大芝麻烧饼和酥糖,并拿了一些塞到为伟手里:“妹妹快吃,快吃!”
  眼前的这种情景,激动得雪媛眼里噙着泪花。自从我被关进那高墙大院之后,三年了,除了老外婆之外,从未有人对她如此热切地关心过。“毕竟是我们戴家的人啊!”她想。
  她把戴倜领到石驸马大街28号自己的那间小屋子,向戴倜诉说我被抓进监狱的经过。戴凋听得直掉泪,把小为伟搂得更紧。临别时,雪媛打开小铁箱,把几次上街想卖而一直没舍得卖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当年在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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