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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忘了吃饭。
“就凭这，这孩子也得让我出院子。”雪媛这么琢磨着。
于是她穿好工作服，挎好布袋，抱起为伟，到了院门口主动叫了一声这男孩的名字，并没话找话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啊？”这男孩一愣神，雪媛已迈出了院门。别的孩子忙问这男孩：“这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这男孩只得摇了摇头。雪媛这才脱了身，长吁了一口气。
可是，在劫难逃的潘雪媛躲得了小院子却躲不过工厂。在所谓“深入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时，雪媛所在的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八杆子打不着地把她列为“工厂‘三家村'”的第一名。在全厂平时开大会的最大一个车间的主席台墙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黄纸只写有一行字的大标语：
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家属潘京荣：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
动！
潘雪媛明白，这大字标语是工厂出纳员写的。而在1963年秋天，当雪媛坚决与我成了家，工厂迫于新华社的压力，将要把潘雪媛从会计室赶下车间“监督劳动”的时候，正是潘雪媛把将要接替她的连算盘也打不好的这位出纳员等人，教会了打算盘和统计、出纳工作的技能，整整教了两个月。等她们初步学会了之后，雪媛才离开会计室下了车间。现在，这个徒弟“很革命”，要六亲不认了。然而雪媛生性很倔强，她很快回了这个徒弟一张大字报：
×××同志：如果你是党员，是厂领导，你叫我“不乱说乱动”，我
就不乱说乱动！
潘京荣
这张大字报一出，工厂领导立即发动厂内的许多群众写出大字报围攻潘雪媛：
潘京荣：你说过你爱人是冤枉的，这算什么话？
×××××
潘京荣：你说过，说到哪也不怕，他是他，你是你。
×××××
潘京荣：你说你没有罪，你真没罪吗？
王大明
看了这些大字报，潘雪媛觉得工厂领导很可笑，因为他们要发动对她的围攻，实在是很难发动的。王大明这个连阿拉伯字码也认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算做他们的一名群众了。平时快吃午饭时有人叫一声：“大明，看看墙上的电表还有多长时间到12点。”他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说不清大针在11、小针在12究竟该算做几点几分，就擅着一个食指和一个小姆指回来说：“还差这一点点。”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厂领导眼中的“积极分子”，也叫他让别人代写了一张大字报。
不久，工厂就开始“揪黑帮”了。一位老师傅，一位丈夫在劳改农场的女工，都被揪成了“黑帮”，说他们反对厂长白某。
白某不怎么识字，说话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斗这些“黑帮”的大会上说：
“你们反……反……反对我，就是反……反……反对共……共……共产党！”
他让一个地主的儿子用皮带扣猛打这位老师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个血印。潘雪媛实在看不下去，会后不顾自身的安危，贴了一张大字报：
白××厂长：
党号召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在批斗人的时候叫人搞
武斗？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代表党”，你代表的是哪门子党？我看，你只
能代表你个人！
潘京荣
白某一见这大字报，暴跳如雷：“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属，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因为潘雪媛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么“揪”？结果白某亲自出马，把潘雪媛也划入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和有些男女关系问题的“黑帮队”，每天早请罪、晚清罪，在工厂内小广场的烈日下翻滚汽油桶打锈。因为家里有孩子，才准许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则就会和其他“黑帮”分子一样，夜晚也在厂里呆着。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间都变了，变成了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凶神恶煞。无数的男女大学生、中学生都以穿着草绿色的上衣为荣，腰间扎着随时可以解下打人的宽皮带，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操他妈”。被“勒令”遣返回老家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们成群结队，身上贴着或挂着标明他们“罪恶身份”的纸条或牌子，有些“地主婆”还被迫穿着往昔穿过的花花绿绿的旗袍，头上被剃成“鸳鸯头”，地上拖着她们没法提得动的大包袱，身边走着押送他们的手执皮鞭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常常在某一条街或某一个胡同打死男男女女多少人，制造红色恐怖！
善良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幽默没有了，玩笑话也没有了。用一张旧报纸包了鞋，也能被揪出来批斗，因为报纸上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急着上茅房随手撕一张废报纸当手纸，也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罪名是“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擦屁股”……
在这天下大乱、玉石难分的日子里，潘雪媛的心整天都提到嗓子眼。上班走在路上或身在工厂里，时时刻刻都担心被人揪斗，回到家里又时刻提防着有人来抄家。每日每夜，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她的那根乌亮粗实的大辫子，也请院子里的一位老太太绞去了；家里珍藏的一幅齐白石的《海棠图》，也由她接受了院子里好心而无知的孩子的劝说烧掉了，说是“反四旧”，免得让外面来抄家的人乱扣罪名。
一天，她去文昌胡同的姨父姨母家看望老外婆，胡同口有一队“红卫兵”把守，不准进去。不一会，就有一辆拖着死人的卡车向外走，车上装着八个死人，其中有的还没有死，伸出车帮的手还在痉挛着。她连忙用手遮住为伟的眼睛，不让这恐怖景象刺激孩子的稚嫩心灵。
一天，西城区二龙路所有街道工厂的人员，都集中到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后面的35中学操场上开大会。开会前，雪媛所在的二龙路喷漆厂一位女同事的丈夫，还在主席台上忙着贴标语，摆麦克风，搬椅子凳子。等正式开会时，会议主持者一声喝令：“把xXX三反分子抓上来！”几个早就准备好的打手立即上前，抓的正是这位女同事的丈夫！他当即被扒光了上身，挨了一阵皮鞭，打得满身血痕。
这时，雪媛和“黑帮”队的一些人，也都被身边的一些打手严密监视着。只要主席台上一声喝令，他们随时都有被抓上台去的危险。可是还好，直到散会，主席台上始终没有发出这样的喝令。尽管如此，精神高度紧张的雪媛觉得这一个多小时比一天还长。
而且这样的大会接连不断，说不定哪个人只为了一句话、一件事，就被突然揪到台上去……
六
在这恐怖贫病交迫的岁月，为数寥寥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的堂侄戴倜和我的老战友苑春林——的关怀与探望，使我这位终日担惊受怕的妻子没齿难忘！
戴倜，我大伯父的长孙，只比我小两岁。我们从光屁股年代起，就整天在一起玩。抗日战争第二年的春天，日寇侵占了我们的苏北故乡，我们都逃往他乡，见面的时候就少了。1944年我参加了新四军后，则更天各一方，那时我才16岁，他14岁。后来他的父母因贫病交困相继去世，他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勤苦种地度日。全国解放后，他流落到苏南常州当船工，后又进了工厂做工。“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保皇派”与“造反派”也发生了武斗，久久不能平息。他作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奉周总理的召唤，与“造反派”的一些头头一起，到北京开会调解。这时我们都已是快40岁的人，相隔20多年没见面了，但他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在十年前就被打成“右派”的叔叔。
一天开会之余，他特地走访新华社要见我。新华社传达室的人员十分警觉地问他：
“戴煌是你什么人？”
“是我叔叔。”
“他早被划为“右派”，后来又劳改去了！”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那么我的婶母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戴倜生气了：“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和他的家属也总该有个去处吧？”
属于保卫系统的传达室的人，本来就自以为比一般人高三头，岂能忍受外来的平头百姓这样的责问？遂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人？！”
戴倜也大声回答：
“我是周总理叫来开会调解武斗的！！”
一听这话，传达室的人感到莫测高深，态度软下来了，连忙说：
“好，我们给你问问。”
他关起小窗，拿起电话，向不知何处打起了电话。一会儿放下听筒，打开小窗，对戴倜说：
“戴煌爱人的老外婆家，住在文昌胡同8号，你到那儿再打听去。”
这样戴倜才找到了文昌胡同8号。老外婆一听说是我的侄儿来访，高兴得连忙给雪媛的工厂打电话。雪媛从未见过我们戴家老家的人，她立即向工厂请了假，抱着为伟赶了回来。戴倜一见到潘雪媛，尽管他比雪媛整整年长十岁，开口就是“六妈，我终于见到您了！”握住了雪媛的手。接着又抱起三岁的小为伟，连着声叫“妹妹”，尽管为伟比他自己的孩子还小几岁。接着他又解下身上的挂包，从包里拿出常州特产的一大包大芝麻烧饼和酥糖，并拿了一些塞到为伟手里：“妹妹快吃，快吃！”
眼前的这种情景，激动得雪媛眼里噙着泪花。自从我被关进那高墙大院之后，三年了，除了老外婆之外，从未有人对她如此热切地关心过。“毕竟是我们戴家的人啊！”她想。
她把戴倜领到石驸马大街28号自己的那间小屋子，向戴倜诉说我被抓进监狱的经过。戴凋听得直掉泪，把小为伟搂得更紧。临别时，雪媛打开小铁箱，把几次上街想卖而一直没舍得卖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当年在朝鲜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