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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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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见青黄枯瘦的雪媛就要坐起来,还有一股热泪要往外涌。护士同志连忙阻止了我:“你不能动,也不要说话。”但我仍然拉住了雪媛的一只手,千言万语并成了一句话:
  “为伟会走了吗?”
  “会走了,”雪媛似乎也强忍着泪说,“也会叫‘妈妈'了。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安心养病,有了好身体,才会有一切……”
  大约过了十分钟,徐干事说:“可以了。时间长了,会增加戴煌的疲劳,不利于治疗。”
  雪媛听罢就立起身。但她不是转身向门外走,而是像第一次接见结束时那样,缓缓地后退着离开了病床。退到房门口,她又站在那儿向病床上的我凝望了大约半分钟才转身离开了房门,而且转过身时才抬起一只手背,好像在擦眼泪……
  二
  病房一见相隔四个月,我才又和雪媛见了面。那是1965年夏天,劳教所从安定门外搬到“良乡机械厂”,我正式参加劳动之后。9月15日,一些劳教人员与亲属接见时,劳教所的队长让我和一些家在城中的人回家探望,跟着进城拉东西的卡车进城,第二天下午回所。我高兴得了不得。
  当天吃罢早饭,我们在“良乡机械厂”大门口,被管教队长按准予回家的名单一一查验了姓名,才让卡车出门。卡车上了公路开得相当快,而我仍嫌开得慢,因为自从与雪媛在公安医院短暂的会面之后,不知道她与孩子这几个月究竟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在西单下了车,我直奔西单南面不远处的石驸马大街东口,由这东口向西走了100来米,向南拐进一条半截胡同,胡同底就是28号。我跨进28号小院,院内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一见是我,笑嘻嘻地忙说:“为伟她妈和为伟都在家。”
  我抬头一看,只见门帘和窗帘都拉着。我连忙大声喊:“雪媛,我回来了!”一推门,只见雪媛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地躺在木板床上,孩子也瞪着小眼平躺着,呼吸很缓弱。我赶忙抓起雪媛扬起的一只手,急切地问:
  “怎么啦?你和孩子怎么啦?”
  雪媛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欣喜得淡淡地微笑着,眼里溢出了泪。
  原来上个月为伟生了几场病,雪媛陆续请了十几天假。请假要扣工资,为伟打针吃药又花了一些钱,这些钱都是向工厂的同事临时借来的,所以上个月雪媛只领到十天的工资,再还去向同事们的借款,再交新华社的一元零八分钱的房租和水电费,只剩下一块六角二分钱了。靠这一块六角二分钱,母女俩苦度了半个月。为了让为伟每天还能喝饱棒子面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厂食堂光喝那不要钱的米汤或面汤。这期间,她每天早晚抱着孩子上班和下班,明明走在铺着水泥砖的坚硬的人行道上,也觉得好像高一脚低一脚踩在棉花包上,而且两眼常常闪火花,双腿好像有许多小蚂蚁在爬。
  她明白,这是营养极度匮乏、身体极端虚弱的征兆。虽然她很要强,“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个人样,决不让贫穷压垮,决不给戴煌丢脸”,但她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两天前就双腿打软,再也抱不动孩子走不动路了。而家里又空徒四壁,没有一粒粮,她只得带着孩子掩着门,放下门帘和窗帘,在家静静地躺着,以节省体中仅有的能量。院里的一位老太太心细,见她几顿饭都没动烟火,敲敲门问:
  “为伟她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为伟病了,在家歇着。”雪媛在屋内应着。
  “那为什么不做饭?”
  “吃饼干,喝开水,省点事。”
  其实“喝开水”是真的,“饼干”却一片也没有。她始终没向院内任何邻居说一声已两天未进粮食。这是她从小在家过苦日子养成的一大秉性:再穷再苦,也不向别人讨要一分钱一粒粮!
  我听罢雪媛的缓慢叙说,一腔苦泪夺眶而去。幸亏我及时回了家,又幸亏我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劳动,身上带有扣除了伙食费的70多元劳动所得。我热切地安慰雪媛说:
  “不要紧,我们有钱了!”
  说罢,我端起家里的一个带着盖儿的黄色搪瓷大茶缸,疾步走向石驸马大街东口对面绒线胡同口的四川饭店小卖部,买了一碗馄饨和一碗担担面——因为我知道雪媛喜欢吃点辣,又疾步回家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拿了把调羹。
  “快吃吧,趁热!”我说。
  雪媛这才坐起身,显得很兴奋。她随之也扶着为伟坐了起来,娘儿俩一人一口地吃起来,吃得很香。我坐在床边看她们吃着,高兴得掉着泪,边掉泪边想:富兰克林所说的“两个口袋空空的人,他的腰板是不会直的”这条定律,只适用于那些得了“软骨病”的人,而对雪媛这样的人一丝也不适用的。因为这种人正如贝多芬所说,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我这次在家休息了一天半,给雪媛娘儿俩买了粮,打了油,也买了少许鸡蛋和鱼肉。雪媛经过这一天半的调养,气色略有好转,精神也好多了。她抱着为伟,乘2路无轨电车,把我送到永定门火车站。我将从那儿坐车到良乡窦店下车,再步行到数里之外的“良乡机械厂”戒备森严的大院。当列车启动时,在月台上的雪媛抱着为伟快步跟着列车向前走。叫为伟向探头窗外的我招手并教为伟喊:“爸爸,下次再回来!爸爸,下次再回来!”当列车加速后,我看到她仍然抱着孩子站在月台的最西头,向离得很远的列车凝望着,好像她的心也在跟着列车一道向前奔驰呼啸着…… 
  三
  这次探家,我虽然把所带的7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雪媛,使她由此可以大缓一口气,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观她的远非一朝一夕的困境。尽管如此,在快到1965年的中秋节时,她和1964年的中秋节前一样,给我苏北的老母寄去了十块钱,以尽从未见过她老人家一面的做儿媳的双重孝心:
  第一,中秋节是我母亲的生日,这十块钱可以让她老人家度过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佳节;
  第二,我被送进监狱之后,为了不增添她老人家的焦急和愁苦,一直对苏北全家老少隐瞒着,只说“到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主要由雪媛与老家保持通信联系。因此她一直尽其所能地保持着往常重大节日我给老家寄点钱的惯例,以表示我们这边都“平安无事”,“请全家放心”。
  而且,为了使全家老少更加放心,丝毫觉察不到我们这边发生了重大变故,她每次给我的老母或兄长去信,都请工厂里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师傅代笔,每一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多少封信都如出一辙。
  试问:天下能有多少这样的儿媳与弟媳?
  1965年冬天,我被调到团河农场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每月在队里休息两天,回家休息两天;1966年6月初被解除了劳教,每两个星期都可以回家休息两天。每次回家,我都先在街上给孩子买六分钱一两造型各异的动物饼干半斤、桃酥或鸡蛋糕半斤,回到家再把自己所带的十几元钱全部交给雪媛。每一次,雪媛都为这不算太小的改善而高高兴兴。
  但是不久,要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四
  雪媛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先从石驸马大街28号她所住的新华社那个小四合院开始。因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新华社往往都是得“风气之先”的。而且这个小四合院,就住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右派”和一名早把过去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的“历史反革命”。
  一天夜晚,都快睡觉了,新华社机关的一伙男女“造反派”到这个小院来“造反”。他们先喝令那个“历史反革命”站到院中央,说他的家里藏有小金人和地契,准备“反攻倒算”。他们一边狠斗这个“历史反革命”,一边向整个院子的人大声叫嚷:
  “这个院子里的所有地富反坏右都不准睡觉,每家每户都要严密搜查!如果自己有什么妄想变天的东西,最好自己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免得我们动手,罪加一等!”
  这时,雪媛在那小屋里亮着灯,开着门帘和窗帘,抱着为伟不敢睡。她极为担心:家里有我写的几千张都列有“罪犯”二字的卡片,是我积累的准备写小说的素材和构思,还有从抗日战争后我参加革命起直到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积累的大量写作资料。如果“造反派”从这些文字中鸡蛋里挑骨头,“那可是有口难辩的呀!”她想着想着不禁捏把汗。
  “咔嚓——”一个大响雷,跟着就是一阵大风吹来了大雷雨。那些“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只得仓皇撤退了!他们撤退时,当然没有忘记甩下这样的话:
  “今儿个先告一段落,以后我们还要再来的!”
  说完,就都拨脚走了。
  雪媛这才一块石头落下地。她急忙把那些“罪犯”卡片都在炉子里烧了,又把许多最珍贵的资料收拾到一个铁皮箱里,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才哄着为伟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对面女八中(后改称鲁迅中学)的初中班的一些“红卫兵”,又来到这个小院把着门口,说是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不让这些人出院子。雪媛明知自己不属于这“黑五类”之列,但毕竟与其中的“右”类有脱不清的关系,生怕这些孩子不懂事对她胡来一气,不准她离开院门去上班。而事先不打招呼就不到班,就算“旷工”。而“旷工”,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恰巧,她看到院子里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就在这群“红卫兵”中,而且还跨着一条腿拦着院门口。说不定这群孩子就是他召唤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风起前,这个男孩和院子里的其他一些孩子,常常挤在我们家的那间小屋里,“请潘阿姨讲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东郭先生》、《孔明借箭》等等,听得这些孩子都忘了吃饭。
  “就凭这,这孩子也得让我出院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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