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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车站下车的人不少。雪媛想：“大概都是去探监的吧？”她背着挂包，戴了顶宽边大草帽，一手拉着青青，下了马路，顶着大风，越过一些稻田和坟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见到前面有铁丝网，与4月23日下午她和青青给我送行李时所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她正在疑惑中，有人说，“前头就是”。雪媛想：“这人大概是来探过监的。”果然，没走多远，就见前面有很多人又排了长队，还有人站在高高的地方喊：
“排着队都到这儿来，把信封交上来！我点谁的名，谁就到我这边来——”
雪媛带着青青也排着队走了过去。刚走到这个个头不高的人眼前，并交了信封，他就喊：“戴煌的家属也跟我来——”
雪媛和青青跟他来到了一个地方，有人手里拿着本子在登记，然后给了雪媛一根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大竹签，上面大写着“壹人”的红字。雪媛吓得出了一身汗，心想：“这不是死囚犯背后插的那种牌子吗？难道这地方是要杀人的吗？”她想着想着不禁心窝哆嗦起来。
“竹牌儿不要丢了，丢了就进不了大门，就见不到自己家的人……”那登记发竹牌儿的人说。
雪媛这才宽了心，连忙说：
“我是两个人。”
“小孩不要牌子，只要跟着大人就行了。”那人说。
一会儿，到了一个大铁门，铁门的两边是石柱。进了大铁门，就是一个大广场。又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站在一个高处大声喊，每句话也都拖着长音：
“大家跟我来——，不要乱——”
到了广场的东边，只见已摆好一长溜两屉桌。两屉桌里外离桌三四米的地方，都有一个一个的便衣岗哨。他们让雪媛、青青和许多人挨着桌子的一边站好，把带来的东西全从包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由附近的便衣一一检查。检查到雪媛的时候，问：
“这布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一点儿炒面。”
“带炒面来干什么？拿回去，这里什么都不缺！”
“我第一次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下次来保证不带。这一次，就请原谅吧，我从大老远背来的，家住得离这儿很远……”雪媛说着说着要流泪。
这位检查人员看了看雪媛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望了望那一小袋炒面，这才说：
“下次不要再这样啦！”
雪媛他们在桌子那儿站着，听到里边一些屋子后面有人声。雪媛以为那是另一路探监的人。不一会儿，有便衣人员押着单人行的一队人过来。她老远就看到我穿着破呢子衣服，也走在这个队伍中。她很想大声叫——“这边来，我在这儿”，但没敢喊出声。恰巧这时我也看到雪媛带着青青排在桌子长列接近中间的那一段。我想快点走过去，押着我们的队长不让，说了声“按次序”。所谓“按次序”，就是让队前的第一人站到桌子长列里边的第一个位置上，其余的人跟着往下排，排到我是第17个，正好和雪媛青青隔着桌子面对面。怪不得说要“按次序”，原来他们是按照家属队的次序来安排我们排列的次序的。
面对面地仔细一看，我才发现雪媛的大肚子没了，人也瘦了，脸色更青黄了，吃惊地问：
“怎么？你早产了？”
雪媛这时正有满肚子话要向我倾吐又不知从何说起，就连忙说道：“是的，是个女孩。”
“哪一天？”
“在你走后的第五天。名字也起好了，叫‘为伟'，希望她将来有些出息。”
雪媛边说边掏孩子的出生证给我看，被旁边的一位队长注意到了，急忙抢了过去，并问：“这是什么？”一看是张出生证，这才让我看了个仔细。
“苦了你了！我很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你的身边。”
“不能这么说。你这又是为了谁，我心里很清楚。望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别东想西想。我和孩子等着你平安回来！我一定会带好两个孩子，你放心！”
“青青，”我对青青说：“你要听妈妈的话，帮妈妈带好小妹妹，还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青青点点头。
“接见时间到——”一位队长站在高处大声喊。我估计接见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雪媛、青青和其他家属恋恋不舍地离开桌子向后退，退了好多步转身往外走时还一步一回头地朝桌子这边看，总想多看几眼自己的亲人。
这时我们也按着来时的队形往里面走。我也几乎一步一回头地望着雪媛她们的身影。只见她背着那顶宽边大草帽，搀着青青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我，好像是位下乡教书的女大学生拉着自己一个学生。我多么想跟她们一道回去啊……
四
6月15日接见后的一天上午，一个值班人员奉队长之命，把我带到刚进监狱时受到盘问检查登记的那间小平房。原来是一位稍稍有点胖的中年女同志在等我谈话。她自我介绍，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法官。从她口中得知，我的前妻接到新华社的信后，到北京来了。她不愿意每月给青青寄来20元生活费，而宁肯把青青接走。但雪媛坚决不同意。“青青是离婚调解书规定给戴煌的。”雪媛对我的前妻说，“我现在是戴煌的妻子，也就是青青的母亲。现在戴煌虽然走了，但我还在。我日后就是讨饭，也一定会把青青和她的小妹妹拉扯大。让青青跟我在一起受点苦，这对她长大成人也有好处……”但是我的前妻，执意要把青青接走。她觉得与雪媛没法说得拢，就通过监狱所在地朝阳区法院的同志向我说一说。
“从法律上讲，青青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的孩子，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这位女法官对我说，“严格管教孩子，希望孩子德智体都有进步，这也谈不上‘虐待'。但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目前的处境如此艰难，潘同志的收入又这么少，她自己又刚生了个孩子，她每月24元的工资显然维持不了三口之家的。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建议最好还是先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等你两年后出来时，再把青青接回来，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冷静地考虑了又考虑，觉得这位女法官的建议入情入理，遂说：
“这个建议很好。”
“那就请你给潘雪媛同志写张条子，让她把青青给她的生母先带走。这条子由我们转交给潘雪媛同志。”
我当即掏出笔，给雪媛写了这样一张字条：
雪媛：
朝阳区法院的同志来找我了，我接受了她们的建议。在我们如此困难
的情况下，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先忍痛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两
年后等我出狱时再把她接回来。我知道你舍不得让青青走，但这只是眼前
的通融办法，望你想得开。
戴煌
雪媛见了我的字条很不高兴，专门赶到监狱要求管教人员让她见我。她见了我劈头就问：
“你怎么同意让青青跟她妈去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说，“我也不愿意让青青跟她生母走。好在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两年后等我回来时，我们再把青青接回来……”
在我如此这般的劝慰下，雪媛最后勉勉强强地听从了我的意见。
“那也只能这样了！”她说，“但我要把青青领到照相馆合个影再让她走，还要保持通信联系。”
“那当然更好。”我说。
五
56天的产假期满了。在整个产假期中，雪媛所吃的惟一营养品，只有她姨母家的大儿子送的六个鸡蛋。乳汁如稀汤薄水。早产的孩子——为伟——瘦得皮包骨，而且常闹病。
一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与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那位同仁焦女士又登门了，仍然要雪媛搬家，但没有再厉声厉色。
“我们的领导为你着想，”焦女士说，“让你搬到石驸马大街28号的四合院去，那里也是新华社宿舍，你认为怎么样？”
雪媛一听喜出望外，组织不是死活不管地赶她走，而是给她安排了住处。她颇为感激地说：
“只要不让我们娘儿俩住在大街上，给我们一间再小的屋子我们也高兴！”
于是雪媛和孩子，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女八中斜对面的属于新华社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个院子坐南朝北四间房，住着两户人家；坐西朝东三间房，也住着两户人家；坐北朝南四间房，住着三户人家；坐东朝西两间房，北边的是水房和有些人家生炉子做饭的地方，南边是九平方米的房间。让雪媛母女住的就是这个太阳当西晒的小房间。没有床，雪媛就用砖头支撑起几块长木板，铺好被褥，感到很满足。
“做一个干净人，一个心安理得的人，比什么都强！”她想。
32 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一
1964年盛夏，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搬到安定门外原少管所的电网铁丝网大院。在7月15日的接见之后，劳教所的队长竟让我跟着潘雪媛回家看孩子，叫第二天下午回所，这是我和雪媛所没有料到的。在欣喜之余，我从家里回所时带了一些炒面，与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等人分而食之。这被“积极分子”悄悄地汇报给队长。队长说“这是搞‘拉拢'，是违反劳教所所规的行为”，不但不准我再回家，连每月15日的接见，也只收下雪媛送来的鞋袜，而不让我和她见面，“以示惩戒”。雪媛只得非常失望地踽踽而归。
这样，我与雪媛相隔十个月才见了面，那是我突患急性胰腺炎的那一次，我躺在东城区沙滩附近公安医院的那间小平房里——
雪媛接到了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告急电话，第二天上午就到医院来了。她来时，护士同志正在继续给我向外引流胆汁，鼻孔里插着黄色塑料软管，胳膊上还打着吊针。徐干事在门口对雪媛说：“只能来看看，不能说话。”
我一见青黄枯瘦的雪媛就要坐起来，还有一股热泪要往外涌。护士同志连忙阻止了我：“你不能动，也不要说话。”但我仍然拉住了雪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