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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虽然没有请我来，但我已经与戴煌结了婚住到这儿来了，当时你们为什么不阻止？”
“反正当初我们没有请你来！”
潘雪媛没有立即反驳。她脑子里急速闪过当时许多影院正在上映的外国电影《房客》的一些镜头：房租特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租价很便宜的地方，没走几步，楼梯就坍塌了；一拉门，门扇掉下来了；一推窗户，窗扇也脱落了；最后一家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和大包小包都堆在马路边上，住在露天下……
“那你们就像电影《房客》那样，把我们的东西随便扔到哪一处大街上，我和孩子就住在大街上好了。”潘雪媛说。
这一下，焦女士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都愣住了。愣了好一会，焦女士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和那位同仁走出了房间。
过了两天，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一个人转了回来，对潘雪媛说：
“我们领导说了，关于房子的事，等你生完孩子再说。”
这样，潘雪媛和青青才暂时没有去做社会主义中国的“房客”。
二
1964年4月28日下午，是我被关进监狱的第五天，潘雪媛觉得肚子老疼，老去上茅房。每次去，都要用一把手纸擦掉不少血。老外婆明白，经过这一番打击与折磨，她这个外孙女儿可能要早产了！她立即给她的小女儿——潘雪媛的姨娘——打电话，要她赶快回来送雪媛去医院。
姨娘从机关回到家时，雪媛已经走不了路，只得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开阜成门外的产科医院。一到了医院，医院的几位护士就把她抬到了待产病床上。一位女大夫一检查，有些生气地说：
“都开到二指了，你们才来，多危险啊！”
潘雪媛躺着的待产病房有一大溜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快要生孩子的青年妇女。她们有的疼得叫爹叫娘，有的骂自己的丈夫，有的还边骂边叫边捶床。她们都有自己的亲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得跑来跑去。惟有潘雪媛的床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她的姨妈把她送到了医院就走人了。她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到了晚九点，她觉得不行了。也许产妇太多，护士们忙不过来，她自己提着裤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产房去。一位年纪大的女大夫和一位年轻的女大夫正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闲聊天。她喊了一声“大夫”，自己就往一张产床上迈上去一条腿，接着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另一条腿挪了上去。
年轻的大夫问：“干嘛呀？”
“大夫，我可能快生了！”
“早干嘛啦？家属呢？”
“……”潘雪媛本来就疼得说不出话来，一听“家属”二字更忍不住要流泪，接着就一阵晕眩，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醒来睁开眼，只见产床两边围了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原来都是北京医学院的实习生。孩子已经出来了，是一个早产一个半月的极度瘦弱的女孩子。但衣胞还没有下来。好几位大夫说：“帮她往下推推。”一位实习生连忙按着她的胸口往下推。当她的双手推按到肚脐眼一带，只听到气球突然爆破了似地“噗”的一声，衣胞下来了，但雪媛同时觉得下身一阵热，并听到一位大夫惊叫一声：
“哎呀！你们看：都喷到墙上了！快！”
雪媛向前一看，产床对面两米多远的白墙上已被喷射了一片鲜血的红点儿。两三位实习生赶快就用盖在她身上的白布在她的下身擦血。她们一团一团的血布向外扔，但始终没有擦干净。
“一定是哪儿的血管断裂了！”一位实习生说。
“快！把她的手脚固定起来！”那位年长的大夫指挥着。
潘雪媛就觉得自己的双腿和双手都被绑在了产床两边的扶手上，接着又听到年长的大夫对举着蓝色针管站在一边的护士说：
“你快打呀，还愣在那儿于嘛？”
“我怕她上下进攻受不了！”
“没啥，快！”
于是雪媛觉得右臂被扎了一针。
打完了针，年长的大夫大概认为没事了，就上楼去了。但实习生和护士们忙了一个多小时，血仍不断往外流，一团一团的血布扔满一地。
原来是子宫颈的血管在挤压衣胞时被挤压得断裂了。实习生们没有实践经验，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断头。雪媛只听她们说：“快快快，快去楼上把×大夫请来！”
不一会儿又听说：“来了，来了！”
这时，失血太多的潘雪媛已经晕晕糊糊了。她感到一位大夫来了。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断头并接了起来，血就不再大量地流淌了。
这会儿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外面下着大雷雨。有经验的大夫和多数实习生都去休息了。留下的实习生和护士让潘雪媛在产床上又躺了一会，才把她推回病房。跟着，她们也都离开了，让潘雪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这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又大敞开着，外面的大雷雨还在下着，凉气直往屋里灌。如果有亲人在一旁照料，就会及时关好窗户，就会减少月子里的一些后遗症。可是大出血的雪媛此刻只有孤苦一人，不但不能关好窗户，就连想把盖在自己身上的毛毯拉拉严的力气也没有，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任凭瓢泼大雨带来的凉气直往她的身上吹，直凉得她心窝打哆嗦就哆嗦醒了。产后受风着凉，历来都是一大禁忌。
那几天，也许是“春季高产”期吧，产妇来得特多。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连楼梯口、走廊里都安排了许多临时床位。有些产妇生完了孩子第三天就被催着出院了，好把床位赶快腾出来。但对潘雪媛，医院却另眼看待，因为她的白血球老是居高不下，大包大包地吃药也不顶事。
然而她自己知道：多住一天医院就要多花几块钱，既没法报销，自己又掏不起，因此她自己要求早出院，找了大夫好几次，大夫都没有答应。
“不行，你有炎症！”大夫说。
她只好在病床上躺着，不时地给孩子喂喂奶。
别的产妇都有亲人、同事、邻居等来探视，有说有笑，她什么也没有。
北京虽然也有老外婆和姨父姨母，但老外婆是个缠过小脚的老人，走不了路；姨父姨母在我受到“再批判”又突然被关进监狱之后，好像有点怕沾嫌疑，有顾虑。
她只能躺在病床上冥思默想。
她想到了自己今后带着孩子们怎么过，更想到我在那高墙大院里吃的是什么饭？能不能睡好觉？周围的人会对我怎么样？那些看管我们的人，会不会像北大荒农场里的一些队长、指导员那样，把我们当作奴隶……？
她越想越不放心，很想给我写封信，说自己早产了，生了个女孩，“一切平安”，要我放心；但又不知道那高墙大院叫什么单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路什么号，不免有些焦急。
她在病床上躺了12天，再也躺不下去了。她向大夫恳切地说：
“大夫，我家里有事，还有一个大孩子在上学，我不能再往下去了。”
“你爱人呢？他不能照顾上学的孩子？”
一听这，她差点流出了泪。但她忍住了，只是说：“他出远门了！”
“是这样！不过我们得说明，按照你的健康状况，你是不应该出院的。现在既然你再三要求出院，我们也只好同意。你爱人不在家，有亲戚吗？”
“有！”
“那好，你可以让你的亲戚来接你回去。”
潘雪媛转身给姨妈打电话。姨妈说：
“我很忙，你自己不能回来吗？”
“我还发着烧，实在走不了，没有家属来接，大夫不让走。”
“但我现在不好请假，等星期日吧！”
“大夫说，星期日不办出院手续，星期六可以办。”
“那好吧，你等着吧！”
潘雪媛又等了一天，在星期六下午才被接回家。
临出院时，一位主治大夫又给潘雪媛开了一大包药，并很不放心地问她：
“家里有人侍候你吗？”
姨父姨母的态度是明摆着的，但她回答说：“有！”
“有人帮你买东西吗？”
“有！”
“要经常多吃猪肝、菠菜、鸡汤、鱼汤……会做吗？”
“会！”
“好！药要按时吃，隔一个星期来复查。”
“行！”
其实雪媛心中很清楚，她所答应的一切什么也不会有。她抱着孩子回到姨父姨母家，没过两天就被赶出来了，老外婆伤心得直掉泪。由于准备坐月子用的粮食、豆油和蜂窝煤都已搬到姨父姨母家了，回到新华社院内五号楼底层自己的家时，屋内冷冷清清，洗尿布都得用凉水，口渴了也得喝凉水。她少生一块心病的是，青青还能硬着头皮在姨父姨母家吃饭，上学可以不受影响。
三
北京劳动教养所规定，每月15日，是被劳教人员与其亲属的接见日。
5月13日，劳教所的队长下达指示，叫所有被劳教的人往家中写信。当时我还不知道雪媛已经早产了，所以也给她写了信，是请她姨父转交的。
这些信，可能都由公安部门盖上了特别的印记，让邮局必须提前一天送到，并注明了到达土城监狱的乘车路线，等等。
姨父接到了这封信，就通知潘雪媛到他那儿去一趟，说“有事”。雪媛匆匆赶到他那里，一进门，姨父就把信往她脚底下一扔，没好气地说：
“这种信还往我这里寄！以后可别再往这里寄！”
雪媛弯下腰拾到信一看，是我寄来的，如获至室，对姨父的没好气根本就没往心里去。第二天一早，她顾不得自己还在产期中而且离开产科医院才几天，也顾不得当天刮着大风和产妇不能受风的忠告，在家给我炒了面，放了糖，向别人要了烟票给我买了几盒烟，就带着青青倒了几回车，按照那封信所附路线图指定的车站下了车。
在这个车站下车的人不少。雪媛想：“大概都是去探监的吧？”她背着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