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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1957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被冤整的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几次，他才写了1000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1000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被送交“劳动教养”。
1961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当着“留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到今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六
1969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前往修补，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上。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一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半弧圈，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轻轻地呼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吸时的疼痛已减轻了，遂又起来继续推土。
不料，还没有推几趟，当又飞快往回奔跑时，左边的车轮又一次突然停止转动，左边的车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这一次，我连极轻极轻的呼吸似乎都不能进行了，似乎肺叶每一次小小地掀动，都推挤着受伤的肋骨，疼不可耐。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在短暂的时刻里恢复常态、鼓足力气推土了。我只能坐在一旁等待收工，并仔细地审察这个左车轮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突然停止转动？
在一旁装土的朱程，也抽空过来帮我仔细琢磨，他是业余修理自行车的老手。他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突然停止转动的根源何在：原来是一根车辐条靠近中轴的那一头断了。当车轱辘快速转动时，它的断头如果突然卡死了中轴，这车轱辘就会跟着停止转动，而另一个还在自由转动的车轱辘仍然向右前方打了个半圆圈，停止转动的这边的车把儿才会击中我的肋骨。
原因找到了，可是已经晚了。我的伤势很重。据朱程等人推断，经过这接连两次的猛烈击打，左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已肯定无疑。
但是晚上收工后，医务室的大夫也束手无策。莫说去清河农场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就是开个假条在本队休息几天的待遇也不给。他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照常忍痛上工。医务室大夫的这种态度，比起直属队的“于善人”和范队长对人的关心，真有天壤之别！
30 漫长的隧道（Ⅲ）
一
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北京的大批干部纷纷去了“五七”干校。我们这些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政治犯”和形形色色的“犯”，则被上面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送进了更加漫长而黑暗的隧道。
这隧道在山西。
开始，我们在山西南部侯马东边数十里的春秋年代古城曲沃的一座监狱里堆土烧砖。约一月，从维熙等人去了晋东南的晋城煤矿下井挖煤，我和另外一些人被调往山西省劳改第一支队——太原建筑工程队，被编入这个工程队的第三队。
第三队住在太原北郊太原钢铁公司所在地的尖草坪，惟一的任务是为太钢服务：修铁路，筑公路，疏通下水道，铺设柏油路，抢修铁路桥下的涵洞，另外还砌房子，做木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并摔死于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中央对下严格保密，连劳改队的头儿们也全被蒙在鼓里。但到了国庆节前后，我从报纸上的一些异常迹象，感觉似乎已经发生了什么极不寻常的事件：
第一，越南的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特举行盛大宴会予以招待。这个代表团团长在致谢词时，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敬祝毛泽东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又“敬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主人的致词却“别开生面”，只有“万寿无疆”而没有“永远健康”，这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国庆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及《山西日报》第一版，似乎只有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而不像在这之前许多年的重大节日那样，也有林彪的照片，同时在国庆社论中，对林也只字不提，好像他突然消失了、失宠了。
第三，毛泽东召见各大军区司令，带头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使人感到很特别……
根据诸如此类的迹象，我对一些谈得来的人说：“肯定林彪出了事！”没隔多久，中央果然下达了有关林彪叛逃和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文件。
在这些传达到全民和劳改人员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给江青的那封信，说早在林彪叛逃之前，他就看出“有的朋友”在利用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宪法》、《党章》中公然把这位“朋友”列为惟一的接班人呢？
对我的这些看法和说法，是否也有“积极分子”向队长指导员们打了“小报告”，我不知道。但为了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我与三队的副指导员王三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说来话长。
王三儿是山西本地人，瘦高个子，文化不高，但说话却阴阳怪气，常常使我们备受精神的折磨与人格的侮辱。在林彪出事前的一次晚饭后，他整队训话。我们都坐在小板凳、小马扎或砖头上，坐得整整齐齐，他在队前坐着一把椅子，还把一只脚搁在椅边上，搓着脚丫子。他从我们当中一些人的所谓“歪风邪气”谈起，谈着谈着突然用一只手指着我们全体说：
“啊哈！你们都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嗯，你们都应该脱胎换骨，像林副统帅那样，对伟大领袖紧跟、紧跟……”
林彪叛逃的文件下达后，他照样坐在那把椅子上向我们训话说：
“唔！现在你们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又是林秃子的孝子贤孙！你们今后应该像旗手江青同志那样，赤胆忠心……”
后来随着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从“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受难，到江青等人的锒铛入狱，不过短短半年，我们这些人在王三儿一类人的口中，又先后成了“邓小平的孝子贤孙”和“‘四人帮'的孝子贤孙”，而不知他们这些随时变换着政治嘴脸的人，究竟是哪家的孝子贤孙！！
对这种人，我是十分鄙视的。然而正是这种人，特别阴险毒辣。他们为了自己在现有“官位”上向上蹿一蹿，不惜用我们这些人的头颅当垫脚石。其阴狠的手法之一，叫做“搜监”。在林彪出事后，王三儿改骂我们是“林秃于的孝子贤孙”的时候，他突然发动“搜监”，很想从我以及与我谈得来的一些人的床上床下搜出有关林彪事件的书信或其他文字来。但他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举措，得不到其他队长的支持，从而我提前得到了风声，尽可能地把不能让王三儿们看到的书信文字，藏了个严严实实。
王三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时变换着自己的嘴脸，而且还贪婪卑鄙，他利用自己的淫威，把一个探望“就业人员”的父亲的插队女知青给奸污了！这更令人十分恼怒！
大概他也觉察到大家对他的蔑视，老想找茬在我们面前恢复他已失去的“威风”。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场旁边的一棵树荫下阅读一本《列宁全集》，他又在我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
“你还想耍你的记者笔杆吗？你还想坐小汽车、大沙发吗？依我看，你这一辈子就死了这份心吧！我们党是不会再重用你这种人的！我劝你得空养养神，明天好干活……”
我终于忍无可忍，与这个披着公安人员外衣的政治暴发户，发生了空前激烈的冲突：我当着当时在场的许多“就业人员”的面，抬起一只手指着他厉声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对我说这种话？！”
这时，在一旁的一些平时对他也敬而远之的队长、干事都沉默不语，等着瞧热闹。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一见孤立无援，脸白得像张纸，语无伦次地说：
“你还以为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和新华社记者吗？你这个大“有派”还想翻天吗？”
“‘右派'不‘右派'，历史和人民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我说，“你们这种人说了不算数！”
这次与王三儿的激烈冲突，使我想到日后的风云如何，自有历史的公正安排，不是哪个算命先生所能够“推算”的。我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即便个人此生无望，也该力求积累点真正来自人生的第一手资料，以帮助后世的有志者，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
说实话，当时我对未来的命运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二
和王三儿发生激烈冲突后，我被从尖草坪的太原建筑工程队三队，调到了太原城内的同一个工程队的二队。这时，二队住在太原城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上官巷，与省公安厅同一条巷子，不久，又搬迁到南城区的二营盘。转来转去，我仍然当木工。
当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几层楼高的砖墙上杠着木料模型板来回走。如果不小心或大风一刮，就可能掉到楼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会重伤致残。幸好，我没有发生过这种意外。但是经常与斧子、刨子、铁钉之类打交道，免不了总要出点事：
一次上电锯分剖旧枕木。当我和一位师傅抬着一根枕木往电锯台的厚钢板上搁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