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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忍受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但他不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为我积极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说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是陈德和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lz）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脾气。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商量一下，下午再答复你。”
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座落在582这个点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束一根皮带，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的范队长已等在那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就放心地带它们去遛吧！”
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于困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一条缰绳，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田间大车道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层白翳，已经完全失明。有几次，趁我环顾四野没注意的时候，轻率好动、不安本分的小青马竟突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旧的军棉大衣挡护，未损毫毛。就这样，老白马也没有轻饶了小青马。每当其时，它总要拿出懂规矩、做长辈的气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马，以示惩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训小青马：不该对放牧人无理！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人友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岂不天良丧尽？！
四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与581的人一起劳动。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辟的海河一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长的缓坡，把土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而深的河岸，将来既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跑或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躺在潮湿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插秧，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劳苦，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41元，二级工36．5元，一级工32元，等外一级27元，等外二级25元，等外三级23元，但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亩稻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苗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分……每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月的工分值，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这是这个人当月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弱劳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身强力壮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多创造了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值！这是旧世界的许多地主资本家望尘莫及的！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我觉得，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地步，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是在迅速走向崩溃，而绝不是象征着团结统一与健康强大。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时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的时间，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甚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会，就有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我一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功夫”。
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
“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
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五
在581，我劳动了将近两年。1968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582第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挖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联大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高庄8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又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的人，纷纷喝问：
“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
“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
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这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教授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就是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的人，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研究和熟悉敌情，先后在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部长的秘书。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