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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立后，郑可、张光宇、祝大年、柴扉都加入民盟，民盟也动员我加人，我想，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是盟员，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如何能搞好工作？所以，我想，入党的事被取消了，先加入民盟再说。想不到开始整我的却是民盟，后来还给我“留盟察看”的处分。
1944年在成都，丁聪多次要我加入民盟，我认为不入民盟一样可以做工作，而且以一个无党派人士做些进步工作更好些。
我1957年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与美协常务理事，召开第三届人代会与北京市人民代表会，主要是反右，不出席不行，出席就是去挨骂。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重点是批钱伟长。对我的“批判”，是在北京饭店，我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是想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我放弃了绘画，我有什么错？有人想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北京市人民代表会对我的“批判”，就算告一段落。
在文代会上，也是听挨骂。开了一次小会，撤销了我的职务，也就算完了。
有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开万人大会，并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可是这天大雨倾盆，我站在卡车上衣服尽湿，刘健庵同志脱下他的雨衣，为我披在身上，他对我的态度是好的，他是文化部派来负责搞运动的。在全国举行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时，我们的合作也很好。他不是那种“宁左勿右”的人，他不是投机分子，可惜他在反右后不久就死了。
学校调来了一些人，天天对我开斗争会，拍桌子骂，又说不出个道理来。这样过了几天后，我说：“这种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还不如让我自己写材料。”大概刘健庵同意这个意见，所以这样的斗争会不开了。有一天，在校门口遇见王子诚，他说：“你教教书还是可以的。”我就记得他这句话。
接着，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千人大会，有些人上台“揭发”，有些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最后是夏衍总结，他说：“庞薰琹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我个人同意他的说法。
最后宣布处分决定，撤销我副院长的职务，降两级。
匠堤知道后，她对我说：“你今后的生活将很艰难，我不愿连累你。”不久，她就死了。应协和医院之求，对她的心脏进行了病理解剖。她是1958年初死的。
从这以后，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理人，不写信，不与任何人来往，过着孤独的生活。我比坐牢房还痛苦，因为坐牢房还有同伴，而我，只有孤独的我！……
在我被“批判”之后，就开始揭批“江丰反党集团”，牵扯的人很多。一天，在大会上要我揭发江丰，我说：“他三代工人，他自己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对这样一个老同志，竟然也这样打击，还有真理吗？”我在台上哭了，会也开不下去了。
这年大炼钢铁，我宿舍外就有几个小铁炉，把一些好好的铁器铸成了废铁。我把收藏的一些铜佛、铜钱等都卖了，对这些东西，我已经毫无兴趣。至于大种粮食，那就更可笑了。有一天，我去学校，看见办公室里最少也有百来只花盆，我问种的是什么？回答说：粮食。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能生产粮食。
更为奇怪的是，宣传大跃进的宣传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竟叫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来画，但是，我还是认真地画了。
接着又要我画北京火柴匣上的一套花鸟，真想不到这些设计竟受到国内外欢迎。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被定性的右派分子画的。
在反右撤职后，我依然十分怀念学校，惦记学生，还时常半夜里拿了手电筒到新建教室的门外看挂在教室外的学生成绩。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作者：钟敬文
反右运动的出现，源于党内的整顿三风。所谓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据我的揣想，党所以提出整顿三风，一方面是察觉到这些有害风气已在滋长，非抑止不可；同时，也是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变引起了警觉和反省。这本来是很值得赞美的举措。特别是把它与不久之前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乎当事者没有充分地预先估计到，人民群众竟有那么众多和尖锐的意见，加上当时少数敌对分子乘机反攻，以及个别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捞一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终于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写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页！
话回到整风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国文联组织了一个文艺界人士赴西北参观的旅行团，参加者有冯至、朱光潜、孙福熙、常任侠、张恨水等几位先生。我也是团员之一。这个参观团的组织目的，文联领导没有什么说明。我个人以为，是让我们在亲身经历中了解新中国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时也使原来有些压抑情绪的知识分子舒畅一下精神，或者写作一些歌颂性的新作品吧。我们到过陕西、甘肃两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安、铜川、延安、兰州、玉门等地，的确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感受。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几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它给我美感，也使我沉思。这些梦境余痕，曾经断片地残留在我后来所写的回忆诗篇里。
8月底，我们从兰州回到北京。为了写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云寺住了个把月，才回校居住。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我听到消息，心中充满了愉悦与希望！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党和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开拓历史新页的事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党所批评的三风，有的还可能相当严重，而这无疑不利于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现在党党察到它的危害，并且人张旗鼓，加以整顿（特别是采用了“开门整风”的好办法），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怎能不“踊跃三百”呢？
我急忙问一位我比较熟悉的校领导同志，学校的整风工作什么时候展开？将如何安排？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后来才知道校领导之间对此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认为，整顿三风是全国性的运动，我们学校事实上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不一定要进行。我听说后，颇为失望。接着想，整顿三风虽然关系到国运民心，但究竟是党内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尽管平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又何必那么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会各界帮助党整风的空气更浓了。许多机关纷纷召开整风座谈会，报刊上争相发表了各种人的指摘和批评意见。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忙于征求和发表这类文章。承它的邀约，我撰写了《破浪前进》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争中当然成了一大“罪状”。但近年来我偶然翻到它，觉得态度再平和不过了。
不久，党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多数党内的各级干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黄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三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脱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党整风的忠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党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的办公室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虽然有人侧重揭发，有人着重分析、批判，但口径是一致的。我的总罪名，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许多平日亲近或者往来的同事、学生，在批判会上，不管是否违心，总得来它几句，否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敌我，或者对敌人不能划清界限了。
批判的内容，自然重点是政治态度，即上面所说的“三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我平日的谈话和近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发言，但是单凭这些素材很难构成“三反”的内容。为了形成有力的“起诉书”，就不兔掐头去尾，附以主观解释，再加上那些预定的、公式性的判决词，我的罪名便无法挣脱了。要知道，这不是法庭，是群众批判会，既无辩护律师，又不容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正。群众的一切批判语言，就是铁的定罪条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还需有学术罪名的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呀！为此，颇忙煞那些青年秀才们。因为我在新中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的，就是“豆腐里找鸡骨头”，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证，或者倒会有利于我这个“被告”。他们只能求助于那些“前秦后汉”的著作——即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旧文。校内外图书馆里那些尘封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