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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地走路，而且占用了整个大白天的工作时间。因此，这群被一阵大风就能卷得无影无踪的“幽灵”顿感喜从天降，一路悠悠荡荡，说说笑笑，自得其乐。
有人说，中央对我们的政策缓和了，又让我们回到了真正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正确路子上来了。有人马上反驳：中央才不管这鞭长莫及处的鸡毛蒜皮事，这里是好是坏，都因人因地而异。人家一分场的领导比云山畜牧场的领导讲仁义，所以才派马车和拖拉机来帮我们拉行李……
“你不要听他们胡扯！”一位难友在我的身后悄悄对我说。
我转身一看，是一位并不怎么面熟的中年人。他枯瘦得面无人色，佝楼着背，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我看是，云山场子里的领导看我们这些人枯黄黑瘦，弱不成军，怕我们这一路再倒下一大批，又少了一些干活的。”
我感到话中有话，就问：“难道又发生过成批倒下的事么？”
“哦！你还不知道？”他感到很惊讶，“这个月（指1960年10月）的13号，在小云山，一下就倒下去七个人！”
我大为震惊！上山烧了将近一个月的炭，对山下发生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事，竟然纹丝儿也没听说过！
在我的要求下，这位难友娓娓叙述了这个不祥的“十三”的经过。从他的叙述可以断定，这个“十三”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人，在云山畜牧场流放期间的最最悲惨的黑色的日子！
根据他的叙述，这个黑色日子的全过程是这样的——
三
国庆过后，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在大雪封地之前，发起一场突击收割大豆的大会战。要知道，农场一提什么“突击”、“会战”，首先想到的“突击队”、“敢死队”，总是我们这帮“五七族”、“右派群”。一道令下，“七间房”四个排的“老右”，共100多人，立即挑起各自的行李，踉踉跄跄地赶向小云山。一共20来里地，等到全部人员到齐，已是深夜了，这才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狗卵子”大的一块老玉米面加榆树皮面攥成的小团子当晚饭。
这哪够塞牙缝的？
可是，这又有谁管？
小云山的小刘队长见到大家饥不择食地把这小团儿拿到手就啃，竟骂骂咧咧地说大家是“土匪”、“红胡子”①。这些饿得没辙的“土匪”、“红胡子”，几乎人人都亮着手电筒，到拖拉机新翻耕过的秋荒地里去寻找芦苇根、四叶菜。有的人也分不清什么“根”或“菜”，抓了起来就往嘴里塞。老牛筋似的实在咬不动的才给吐了出来，直到自己的“皮口袋”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根和菜，才回屋睡觉。
①东北人称土匪就叫“胡子”或“红胡子”。
所谓“睡觉”，说起来很简单，每人一捆草往地上一摊，就是“铺”，穿着衣服往下一躺，就等着第二天一早开早饭。尽管只剩下两三个小时，咕噜咕噜直叫唤的肚子也使得许多人感到那是“长夜漫漫无尽期”。
也有人睡着了，但一倒头就是“三百六十五个梦”，梦梦是吃。梦没做完，草没悟热，起床的哨声响了，人人又一骨碌都爬了起来，不刷牙，不洗脸，争先恐后地去伙房领团子。
令人振奋的是，13号这天是大会战中的“大突击日”，每人每餐多发一个团子，早中晚三餐共六个团子，一次发齐，而且是“上等货”高粱面菜团团。
这就是说，中午和晚上不必再往地里送饭了，突击区的大豆什么时候割完什么时候算。这是“老规矩”，至于能不能割完，那得等着瞧，但六个菜团子已到手，这倒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虽说菜皮梗儿和树皮多了点，但团子的个儿确实比平时大了点，圆圆的，扁扁的，把一些人乐得大叫：“呵！林黛玉的奶子！”
不过，对这个几乎人人都得了饥饿浮肿病的“突击队”来说，每人只有这六个“林黛玉的奶子”，也只能空喜欢一时。莫说还要分三顿吃，就是一口气都吞了下去，也是远远不够数的。许多人“奶子”一到手，一眨眼功夫，就把早上的两个团子丢进了肚；咂咂嘴，不解饿，把中午的两个也顺势丢进了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干脆，把晚上的两个也一并“解决”了。蹲在伙房里没挪窝，全天“大突击”的干粮袋儿就空空如也了，也不管这一天将怎么过！
这是个大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上工的哨声一响，大家就摸着黑，向东边十几里外的七虎山下的野鹅滩突击区远征。在最前面，有人提着一盏马灯引路，后面的人随着前面的人影跟进。
这里我要插上一句，这条“远征”路，就是当年春夭阴雨连绵时，我与几位难友常常抬着二三百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稀粥，被陷得拔不出脚的那条漫长的泥泞的路。那“突击区”，就是当时我们播种的大豆地。
现在这支收割大豆的“突击队”，刚刚走出小云山，老天就飘洒起小雨，小雨很快又变成了雪。这时，六只“奶子”都已进肚的人，才意识到眼皮底下的形势很严峻，“这一天怎么过？”
人们稀稀拉拉地远征到了野鹅滩，这才天大亮。负责全权指挥“大突击”的，是不久前才由“七间房”基建大队大队长提升为云山畜牧场副场长的祝某。他不容大伙儿歇口气，立即按班排按人分段：每人先割两条垅。每垅四行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据说约有五亩地。大伙儿一声不吭，一个个猫下腰，吭嗤吭嗤地割了起来。
割大豆和割麦子一样，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力气有腰功和一把小镰刀就行。但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连站都站不稳的“老有”来说，它的繁重程度的递增，就是几何级数的了。
“干不动的也得干！”祝副场长在地里一边转悠一边吼。
夏天割麦子“大会战”，他还在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这样边监工边喊——“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现在在大豆地里，他仍然老调重弹：“割不完绝不收工！表现不好的，甭想摘帽子！”
为了除去扣在脑门儿上的“紧箍咒”，大家只得不吝惜维持生命的微弱热能玩命儿干。但是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有人开始一边儿慢慢地割，一边儿偷偷地剥开生豆荚，往嘴里塞大豆。
“偷”字多难听！可是此时此地，要活命的本能就促使许多人不得不这样做，尽管都是读书识字人。
“你趴在这儿干什么！”
随着祝副场长的这又一声吼，大家才发现，正趴在垄沟里“偷”吃生大豆的原国防空军司令部的大尉军官“周大个子”，被祝某当场“抓”着了。此刻，这位身高1。82米的大块头，已成了细长细长的勾腰曲背的瘦大虾，徒有“周大个子”之名了。
又随着祝副场长的一声吼，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小镰刀，集中到“周大个子”的地垅里开起了“现场批判会”。按祝副场长的说法，“批判这种偷吃国家大豆的犯罪行为”。
“像‘周大个'这样死不改悔的右派，”祝某说，“是不能摘帽子的！”
这勾腰曲背的瘦大虾，也料想摘帽无望，一下撑直了腰，顶了祝某一句：
“生大豆并不比糠团团香！只要榆树皮管够，谁也不会吃这生大豆！”
“你你你……你纯粹是个活畜牲！”祝某火冒三丈地骂着，边骂边气呼呼地掏出一个小本本，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边记边嘟哝着说：“周大个，你听着，我叫你今生今世摘不了帽子！”
这奇怪吗？在云山畜牧场，当干部的骂人，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这位祝副场长，在基建大队当大队长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老右”，他总是“骂”字挂帅：对干得好的要骂，对干不好的更是骂声如放鞭炮了。
午时到了，大豆地里照常响起了“休息”的哨音——“进午餐”。可是绝大多数人，这时哪儿还有“午餐”可进？他们只得穿着破胶靴，蹚过宽宽的一溜水，钻进了野鹅滩，刨草芽，挖芦根。突然，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诗人戚玲，在灌木野草丛生的小浦上，发现了两只柔绒似雪的小鹭鸶。它们伸长了细脖子，张着小嘴，呀呀乱叫，煞是可爱。戚玲强忍饥饿，把它们用细草包包好，发誓要带回去养大，送给北京或别的什么城市的动物园。
“你这完全是做梦！”祝副场长闻声走来，对戚玲发出一阵阴笑。“你们人都没得吃，你哪来粮食鱼虾喂它们？再说，你就是把它们喂大了，谁给你送去什么动物园？”
戚玲决心已定，他把这两个小生命放在原来的案巢中，准备晚上收工时带回小云山。
“午餐”时间过了。哨声一响，人人又弯腰如捣蒜，挥动小镰刀，继续执行那当天根本无力完成的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
天快黑了，每人的两大垅地，还没有割完1／4。祝副场长大怒，用他那嘶哑的吼声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伸手不见手指才能收工！”
吼完，他自个儿就“单枪匹马”地先回小云山了。
天色真的已到了祝副场长命令要求的“标准”了。指导员李惠一声“收工”，也拔腿先走了。饥寒苦累的“老右”们，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快走也快不起来，只能在粘乎乎的路上慢悠悠地往回晃。
这时寒风凛冽，夜幕厚垂，雨夹雪越下越大。“老右”们一个个缩着脖子，东倒西歪地向前挪。泥下坚冰如滑板，许多人挪动三五步就是一个跟头。有的被摔成了泥人，浑浊的泥水顺着衣裤往下流。有的人简直是趴在地上往前爬，有的人就直挺挺地倒卧在泥水中。
诗人戚玲，这时怀里捂着那两只小鹭鸶，一手握着小镰刀，竟抒发起“三闾大夫放逐赋《离骚》”的情怀，边崴泥边哼出了几句诗：
夜雪倍感朔风紧，悠悠归途齿发寒；
困兽犹战再抖擞，羊肠河洼不可慢；
弱者摸黑如履冰，搀扶涉水齐心颤；
路遥时长落荒多，呼救无力沦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