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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我又在内心中批判了自己：一个人如果受不起委屈，老是不忘往日的荣誉而不是常常寻找潜在的不足，就会失去持续上进的动力，甚至会导致消沉和堕落，特别在这种并非是我们的革命必然要经历的“非常时期”。
二
中央考察团走了。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们，属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就地重新分配，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回了北京。留下来“继续改造”的人们，虽然大多表示“不灰心，不泄气，争取下一次”，但人人都明显地带着失落感与悲观惆怅的神色。大家佝偻着腰，顶着狂吼的大风雪，摸黑出工，摸黑回屋。
也许为了消除所谓“戴煌的影响”，我们这个排与基建大队的那两个排打乱重分。我挑着行李，随一个新组成的排离开了老电锯厂，来到了南边几里地一个山窝窝里的新电锯厂。隋凤祥指导员与我们同去。他向我们说了一通“好好干，争取下一次摘帽子”的鼓励话之后，正准备戴起狼皮大耳帽向外走，一直与我在一起的原文化部的那个焦勇夫，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他匆匆一看，又从门口转回身来说：
“对，我倒给忘了。戴煌到这新的烧炭点，要继续检查交代，不能因为换了环境，事情就算过去了。大家也应该继续对他进行监督！”
这表明，焦勇夫又为我“奏了一本”。
我们同类中的个别人，就是专靠打别人的“小报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这种人为虎作怅，比一些卑劣的队长、指导员对我们更加凶残阴毒。在伐木队被人用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的张寄，就是这号人物中的一个，焦勇夫亦如此。
另有一个班长，几乎害得古籍出版社的侯德麟被五花大绑。侯德麟是“胡风骨干分子”舒芜的好友，对诗词颇有研究。有一次，他与军医李定国谈到毛主席的一些诗词，略加评论。比如对《水调歌头？游泳》中的“更立西江石壁”句，他说“这用语有点俗”。这个班长听到了，立即汇报给一位副指导员。这位副指导员当晚在全队面前猛训了侯德麟一顿：“你比毛主席还多才多艺还高明？简直是反动立场不改、顽固透顶！！”后来不管侯德麟如何一如既往地闪着头打柴、割麦子、割大豆、砍老玉米、上山伐木运木头，总被左看右看不顺眼，动辄就挨批，有时候队领导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侯德麟终于忍无可忍地背后发牢骚说：“这哪儿是改造？我简直成了‘四季豆（斗）'了！”
一些班排长就是这样靠牺牲他人去“立功”求赏的。焦勇夫又在我的身上“立了一功”，使得隋凤祥指导员再次要大家对我继续进行监督。
怎么个“监督”法？除了班排长们无事生非地打打“小报告”之外，别人没法“监督”。
全排数十人，每两人一盘大锯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树段、装窑、点火、闷炭、出炭、装炭包，并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车道。除了各自的“锯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里才能见上面。
这四面透风的宿舍，是用带皮的松木、桦木、杨木横垒而成的。里面横钉了一层薄木板，木板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晚上没有灯，没有炉子，全靠两大溜通铺之间过道上的几个土坑里的炭头火取暖和“照明”。写信、补破烂、烤鞋袜、化雪做汤做开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烟熏火燎，极少洗脸擦澡，又整天和木炭打交道，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脸盆、饭盆。饭盒、拴着弧形粗铁丝的圆罐头筒、打个眼拴根绳挂在屁股后的小脸盆（当饭盆用的），等等，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的夹缝里，都有大批虱子排长队；乱鸡窝一般的头发上白帆子成串，棉衣棉裤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处爬。
这时我们每个月的口粮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顿只有两个小窝头和小罐头盒安个木把儿的一勺萝卜汤，晚饭是三小勺照见人影儿的稀汤粥——饭盆一丢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奴隶般的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很多人心情烦躁，心胸狭隘，似乎人人只关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间的谅解、友爱、体贴、帮助则越来越少。一些人常常为了芝麻点小事——谁从过道里进出不小心碰了自己正在火塘边烤火的脚，谁挪了自己烤鞋的位置，挨着睡觉的人夜里出去撒尿回来时把自己碰醒了，都会发生一场没完没了的争吵。如果有谁“调皮捣蛋少干活”（实际是干不动了），偷了别人的吃食或打了双份饭，那就成了一些人眼中不可宽恕的“罪犯”，一哄而起地捆打，辱骂，扣饭，甚至绑到门外的大树上挨冻，以一泄他们自己胸中无处可泄的怨气。
本来，北大荒不但春天美，而且冬天也是非常美丽的：矗立的山林武装着银盔银甲，所有的树木都在寒雾中散发出珠光剑气。放眼远眺，到处都是冰雪的世界。它能使人开阔心胸，拓宽眼界，平添几分豪爽气。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谁也没有欣赏这严冬之美的雅兴。尽管雪莱早说过：“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可我们觉得我们的春天还很渺茫。笑脸，早就消失了，而且人人似乎都已忘记什么叫做“笑”了；收工后火堆边的什么川菜、粤菜、湘菜、鲁菜、淮扬菜及各地风味小吃的“精神大会餐”，也再不举行了；过去常常不离口的流放生涯主题歌——《贝加尔湖之歌》，也早就没人再哼哼了……
这时我和一些好友只能独善其身，没有多少精力为一些小事抱打不平了。我本人也得了浮肿病，经常头晕眼花，腰酸腿痛，还不时拉血。有一次大便，我刚刚站起身还没来得及系好裤腰带，就晕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盖满了鲜血的粪便旁，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冻成“冰乃伊”。
一次往炭窑里下料，我在炭窑外的山坡上独自扛着一段小脸盆粗的木料，途中也突然晕倒，木料压着我的脖子，使我出不来气。自己心里明白，可就是推它不动，也幸亏被人发现得快，才没有酿成惨祸。
又一次，往山下拖树头，用力过猛，向下跌了个倒栽葱，跌得满脸鲜血。别人都回住地吃午饭了，我独自一人在雪窝中躺了好一会才醒了过来。
此外，为了“抢窑”多出炭，烧坏衣服、烫伤手臂、中毒昏倒而被人拖出炭窑进行急救，那都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天上午，我又一次被熏倒了。当时我在炭窑中从小小的出炭口向外举炭，窑外的一位难友把炭接过去，码到十几步外的炭堆上再返回出炭口时，没有再见到我在洞口高举着一根粗木炭的双手。他叫了一声“老戴”，也不见有应声。他知道不妙，连忙扒在洞口向窑里面一瞧，只见我正倒在窑内还在冒烟的一堆木炭旁。他急忙向别的窑点大声呼唤：“老戴晕倒啦，快来抢救啊——”说着，他首先探身下窑，把我向出炭口拖。当他把我拖到出炭口下，附近窑点已跑来四五位难友。其中的一位也钻进了炭窑，帮助先下到窑内的难友把我架了起来，先把我的脑袋送到窑外，洞外的人再抓着我的两个胳膊，把我拖了上来。他们把我平放在雪地上，两个人往我的脸上使劲地擦雪，另有人进行人工呼吸，才使得我苏醒过来。
这一次，若不是同在一个窑的难友发现得早并动作麻利，我也许在昏厥中就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了！
尽管如此，我的成绩相比之下仍然是不错的。有一阵，我与杨明合拉一盘锯。他原籍广西百色，旅居缅甸多年，并参加了缅甸共产党。回国后，先在我们新华社广东分社和总社华侨广播部做编辑工作。华侨广播部独立为中国新闻社后，他继续在那里当编辑。我们这两个人成了“锯友”，那还能错？别的锯，往往要一天半到两三天才能备好一窑木料，我们则一天一窑，有时候三天四窑。从元旦到春节，伙房里偶尔也做过一点好吃的，我们也坚持不完成当天的定额决不回。有一次回到住地时，好吃的没有了，我俩也没有温色与怨言。
由此，隋凤祥指导员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他在全排的大会上对大家说：
“党是相信大家会有进步会改变的。戴煌同志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他这两个月进步很大，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这不禁使我心头一动。自从王震将军带了个好头，农场干部对我们叫了一阵“同志”后，早就没人再叫我们“同志”了。隋凤祥指导员今天突然称我这个被最彻底否定过的人为“同志”，而且是由“大家监督”改为“大家学习”，这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两个月河东，两个月河西'了。这是好兆头。
18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一
按说，依照那种环境中一般人被迫形成的“哲学”，我应该顺着隋凤祥指导员给我的这根杆儿向前爬，爬出这片苦海。可是我不想也不会这样做。我的最大的悲剧式“劣根性”之所在，就是不论处境之如何反常，对一切看不顺眼的现象，都不能永远保持沉默。不仅对刚与我们混编在一起的、带有“基建大队细菌”的排长盛桂林届u班长王开泽等人的狡诈、阴险、冷酷、残忍不能沉默，就是对烧炭队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错误行为也不能沉默。
刚来北大荒时，农场领导向我们一再阐明，山林是国家的财富，不能乱砍滥伐；如果必须烧木炭，只能利用过去伐木时遗留下的枝枝杈杈或不成材的小杂木，不能用好材。可是，当云山畜牧场1600多名干部职工，全年约七八十万元的工资越来越没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