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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由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保卫干部组成，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人领头。
这时候，我正在完达山中烧木炭。与我一道于这烧炭新行当的共有100多名“右派”。其中有我们打草队的这个排，另有“三间房”、“五间房”来的两个排。
这两个排，此前统称为云山畜牧场“基建大队”，并已把“三间房”扩建为比较正规的“七间房”，拥有相当宽敞的大食堂。他们在直接掌管这个大队的云山畜牧场王副场长及祝大队长的严酷统治下，活很重又吃不饱，又受气挨骂，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右派”同类中的一些班排长又蒙上压下，踩着同类的瘦脖子去争取摘帽子，使大家深感苦海茫茫。一些意志不坚或原来就品质不纯的人，越来越丧失了做人的理智，暴露出最高级动物向低级动物急剧倒退的“本能”。很多同志由于调动频繁，实在带不了的保存在“五间房”后坡上一座无人看守的草棚里的衣物乃至大把大把的公债券，都被偷摸殆尽。我本人的皮箱也被撬坏，毛巾被和崭新的军官皮鞋等物不翼而飞。
甚至还有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谋财害命被逮捕法办的首犯，正是朱麻子之流十分喜爱的、曾自称是我们“监工员”的那个排长田振兴。
这就使得那些本来就把我们不当人待的场队干部们，更把我们视同“猪猡”和奴隶。
1959年11月23日，云山畜牧场各队的三四百名“右派”，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集中到“七间房”新落成的那间宽敞的大食堂，参加第一次摘帽大会。“回到人民怀抱”的人，约占总人数的1／10。其中当然不会有我。早被调往虎林850总场和其他地方的杨角夫妇、丁聪、王卓如等人的命运，也不知如何。
当晚，我们烧炭队的人，回到了原来拉爬犁运木头的住地——老电锯厂。三天后的晚上，烧炭队指导员隋凤祥同志召集全队人员讲话。他个头精小，浓眉大眼，白白净净，书生模样，谈吐很文明，转业前是空军某部队的中尉机要秘书，年方二十七八岁。他主要说了说这次没被摘帽的人今后的努力方向。最后，突然专门针对我讲了一大段话，他说：
“戴煌到北大荒后，一贯表现不好。他不管到了哪个队，都有一整套意见。不仅对各个队的领导有意见，对整个农场有意见，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系列方针路线，他也都有意见。似乎他比党中央和毛主席还高明！
“听说很多人都敬佩他，怕他，凡事都跟着他跑。他有什么可怕、可敬佩的？他有什么本领？党把他培养了这么多年，从小培养到大，可是他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没给党干过一件好事，反而练出了一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
“大家要站稳立场，和他划清界限，不要再跟着他跑！他自己也要悬崖勒马，严格地批判自己，写出书面检查材料。否则，他们机关这次跟中央考察团来的同志说了，就要把他逮捕法办，送去劳动改造，不能再让他享受国家的每月32元的生活费①！”
①鉴于农场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每月至少也有32元工资，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二年起，生活费由28元提高到32元。
好极了！这是我到北大荒后一连串被否定中的最彻底的否定。这不但否定了我到北大荒后一切诚实繁重的劳动，连在北京“反右”高潮中都没有被否定过的、当年在战争岁月中舍生忘死的一切努力，也一古脑儿地全被否定掉了。似乎我写了罗盛教、写了胡志明以及多种多样的报道，都是“坏”事！我多次冒着生死莫测的危险深入前线采访，甚至参加过白刃战，当年也曾在新华社苏北前线的电讯中被表扬过，这也都是“坏”事！在朝鲜前线，由于报道成绩比较突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我记了三等功，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给我颁发了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章，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为此曾在一期的二版头条作了报道，其标题就是《新闻战线的光荣，志愿军总分社戴煌等八同志立功》，这也都是“坏”事？！
隋凤祥指导员并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不怪他。他显然是受到了跟随中央考察团来的新华社保卫科一个人的蛊惑。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年我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新华社保卫科及其他一些部门不干这些“坏”事而“奋勇‘反右'的英雄儿女”们，还不知躲在哪个保险柜里于“革命”哩！他们现在彻底否定我的一切，究竟是“对革命的忠贞不二”，还是想踩着别人的骨头架去捞取更为宽大的“黄马褂”？！
我越想越愤慨，愤慨得脑子里乱嗡嗡的，但我没有当场站起来申辩，因为我扪心无愧。“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的南宋诗人谢枋得在《和曹东谷韵》中唱得好：“万古纲常肩上担，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只有等号称“左派”的人们把我推上断头台时，我再高呼几声“共产主义万岁”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不过很快，我又在内心中批判了自己：一个人如果受不起委屈，老是不忘往日的荣誉而不是常常寻找潜在的不足，就会失去持续上进的动力，甚至会导致消沉和堕落，特别在这种并非是我们的革命必然要经历的“非常时期”。
二
中央考察团走了。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们，属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就地重新分配，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回了北京。留下来“继续改造”的人们，虽然大多表示“不灰心，不泄气，争取下一次”，但人人都明显地带着失落感与悲观惆怅的神色。大家佝偻着腰，顶着狂吼的大风雪，摸黑出工，摸黑回屋。
也许为了消除所谓“戴煌的影响”，我们这个排与基建大队的那两个排打乱重分。我挑着行李，随一个新组成的排离开了老电锯厂，来到了南边几里地一个山窝窝里的新电锯厂。隋凤祥指导员与我们同去。他向我们说了一通“好好干，争取下一次摘帽子”的鼓励话之后，正准备戴起狼皮大耳帽向外走，一直与我在一起的原文化部的那个焦勇夫，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他匆匆一看，又从门口转回身来说：
“对，我倒给忘了。戴煌到这新的烧炭点，要继续检查交代，不能因为换了环境，事情就算过去了。大家也应该继续对他进行监督！”
这表明，焦勇夫又为我“奏了一本”。
我们同类中的个别人，就是专靠打别人的“小报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这种人为虎作怅，比一些卑劣的队长、指导员对我们更加凶残阴毒。在伐木队被人用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的张寄，就是这号人物中的一个，焦勇夫亦如此。
另有一个班长，几乎害得古籍出版社的侯德麟被五花大绑。侯德麟是“胡风骨干分子”舒芜的好友，对诗词颇有研究。有一次，他与军医李定国谈到毛主席的一些诗词，略加评论。比如对《水调歌头？游泳》中的“更立西江石壁”句，他说“这用语有点俗”。这个班长听到了，立即汇报给一位副指导员。这位副指导员当晚在全队面前猛训了侯德麟一顿：“你比毛主席还多才多艺还高明？简直是反动立场不改、顽固透顶！！”后来不管侯德麟如何一如既往地闪着头打柴、割麦子、割大豆、砍老玉米、上山伐木运木头，总被左看右看不顺眼，动辄就挨批，有时候队领导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侯德麟终于忍无可忍地背后发牢骚说：“这哪儿是改造？我简直成了‘四季豆（斗）'了！”
一些班排长就是这样靠牺牲他人去“立功”求赏的。焦勇夫又在我的身上“立了一功”，使得隋凤祥指导员再次要大家对我继续进行监督。
怎么个“监督”法？除了班排长们无事生非地打打“小报告”之外，别人没法“监督”。
全排数十人，每两人一盘大锯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树段、装窑、点火、闷炭、出炭、装炭包，并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车道。除了各自的“锯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里才能见上面。
这四面透风的宿舍，是用带皮的松木、桦木、杨木横垒而成的。里面横钉了一层薄木板，木板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晚上没有灯，没有炉子，全靠两大溜通铺之间过道上的几个土坑里的炭头火取暖和“照明”。写信、补破烂、烤鞋袜、化雪做汤做开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烟熏火燎，极少洗脸擦澡，又整天和木炭打交道，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脸盆、饭盆。饭盒、拴着弧形粗铁丝的圆罐头筒、打个眼拴根绳挂在屁股后的小脸盆（当饭盆用的），等等，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的夹缝里，都有大批虱子排长队；乱鸡窝一般的头发上白帆子成串，棉衣棉裤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处爬。
这时我们每个月的口粮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顿只有两个小窝头和小罐头盒安个木把儿的一勺萝卜汤，晚饭是三小勺照见人影儿的稀汤粥——饭盆一丢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奴隶般的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很多人心情烦躁，心胸狭隘，似乎人人只关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间的谅解、友爱、体贴、帮助则越来越少。一些人常常为了芝麻点小事——谁从过道里进出不小心碰了自己正在火塘边烤火的脚，谁挪了自己烤鞋的位置，挨着睡觉的人夜里出去撒尿回来时把自己碰醒了，都会发生一场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