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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大方方地围着酒瓶又转了一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享受着酒香和理论的成就感和雄辩的自豪感：“打猎的，良心黑黑的，毒辣毒辣的，可在我面前，智商就臭臭的，酒，香香的，我闻的，美美的。你的，眼睛瞪瞪的，哥们儿的，嘿嘿，对不起的。”
他的逻辑推理是雄辩的：“酒的危险性在于，喝；喝的危险在于，醉；醉的危险在于，被俘虏；被俘虏的危险在于，失去自由。但是，我不喝，就不醉。我光是闻，你的满脑子主意发馊去吧。”
他禁不住笑了起来，在酒瓶四周又转了一转。享受着氤氲的酒香，继续作雄辩的推理：“俗话说，牵牛的，要牵牛鼻子的。对于酒的，关键的，不是闻的，和，不闻的，也不是喝的，和，不喝的。而是醉的，和不醉的。”
他在酒瓶周围又转了一转，顶不住口水汹涌起来。
“如果的，不醉的，就，可以闻的。”
他深深为自己的理论勇气而感动：
“只要，不醉的，不但，的，可以闻的，而且，的，的，的，的，可以喝的。”
他把酒瓶移到鼻子底下嗅了个过瘾，“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天不怕，的。地不怕，的。酒的，既然的，可以闻的，就，绝的，对的，可以喝的。酒气的，是酒的分子的，运动的，分子结构和酒一样的，是乙醇的。分子进了鼻子的，进了肠胃的，一样的，进了人体的器官的。尝一口的，从舌到胃的，从鼻子到心里的，一样的。古人的话的，口腹同享甘醇的，神经同受其福的，不会神经错乱的，只会高度的，清醒的，化挑战的，为机遇的，岂不妙的！”
他果断地拿起酒瓶来抿了一口。并没有感到天旋地转，相反神志越发清醒，他的感想随之更加丰富起来了：
“英国人说的，布丁的，证明的，就是吃的；我的，说的，酒的证明，就是喝的。你要知道喝酒的，好的，坏的？就得，尝一尝的。道听途说，是唯心主义的。酒的，可以醉人的，但是的，并不是第一口的，甚至第二口的，都是醉人的。实践证明了的，第一口的，不但不能醉人的，相反的，是可以的，提神的。”
这样，他就喝了第二口和第三口。
他舐舐舌头，只觉得余香满口，通体清爽。有一股微微发热的、温柔的、无形的仙女的手从他的脸颊一直抚摸到脖颈和胸膛，一种暖洋洋的甘露从头顶流到脚后跟。发烫的耳朵，在默默向他诉说，向他吟哦：“喝的，没有危险的，喝的，天堂一样的，安全的，大大的……”
接着他就喝了第四口和第五口，直到瓶底朝天，自己也仰面朝天，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有口哨声从远远的灌木丛中飘来，猎人慢慢走来，手中拿着当当作响的铁索，脚下发出格吱格吱的声音，他低头看看，又看看，那是一地的逻辑的碎片。
从那以后，猎人的口哨声就一直留在空荡荡的路口。
进城
赵大年
小敏来自四川农村，到我家之后才说她只有十七岁，“不是谎报十八，村里都讲虚岁。”我老伴儿问她为什么急着来北京当保姆？“闯世界！我现在只会洗衣烧饭，一步一步闯嘛，陈毅、巴金、郭沫若，当然还有朱老总，邓小平，我们四川人，有出息的，十几岁就出川，他们不也是一步一步闯世界么？”她说得理直气壮。小敏读初中，每天走十里山路，并不怕苦，可是再上高中，就得到县城住校，家里穷，交不起食宿费，辍学了。她工作很认真。我家里书报多，她有空就读，如饥似渴，还学会了电脑打字。三年后到打字社上班，嫁给一位出租车司机，成了北京人。
小李是安徽无为县的村姑。当地风俗，女孩子要外出打工，开眼界，给自己挣一份嫁妆钱，这样的姑娘被认为有出息，小伙子争着追求。小李在我家当保姆两年，到餐馆打工一年，存下一万多元，与另一位在北京搞装修的同乡民工小张结婚。小张有存款两万多元，二人回到县城合资开了个小餐馆，把弟妹召来帮工，都取得了城市户口。小李来信说，她的餐馆一年盈利五万，还要从本村招工，扩大铺面。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这花鼓调流传甚广，与凤阳人外出逃荒密切相关。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田园荒芜，不仅是凤阳一地，账也不能全记在朱元璋名下。安徽人多地少，淮河水患，是造成农民“走四方”的主要原因。明清数百年，徽商遍布全国，发扬了“走四方”的传统。这个传统现在变为进城，安徽进城的民工是很多的。
前年一位温州大款李总邀请作家林斤澜游云南，我有幸作陪。往返飞机，宾馆佳肴，自不待言。李总者，温州农民也，十五岁只身闯西藏，五年后昆明摆小摊儿，赚了钱办企业，建宾馆，三十出头成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浙江也是人多地少，外出打工、经商的浙江农民多矣。老北京弹棉花的都是浙江人，新北京城市里还有个数万人的“浙江村”；呼和浩特的小商贩多是浙江人。他们聪明能干，勤俭致富，不但进城，而且出国，“温州帮”、“宁波帮”世界闻名。
有个真实的笑话：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凤凰琴》是部优秀作品，本应获奖，但它讲的是“农转非”故事，外国评委怎么也看不懂，结果落选了。老外不知道，我国实行城乡分开的户籍制，造成了多少农民在工作、学习、爱情、生活方面的困难和悲剧呀。一亿农民进城打工，是在改革开放和解散人民公社之后才出现的新气象。然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工种、工资、劳保等方面仍然面临许多不公平待遇。
老外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竞争投资；“中国制造”的商品价廉物美，有竞争力。为什么呢？还不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嘛。中国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说到底，其主体就是农民。经过教育培训，成为熟练技工、城市工人，来源还是农民。我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各项基础建设突飞猛进，建筑工人的主体也是农民。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看，关键也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吧。
现在许多省市已经放宽或取消“农转非”的限制。一个几亿农民进城，或曰城市化的伟大进程已经开始。农民进入大城市，这十年间，已使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二十个猛增为一百六十六个，这只是一方面，同时新建的中小城市数以千计。
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城市，它本身就要发展商业、交通、建筑、教育、文化、医疗、服务事业，又会带动周边农业的发展，支持农业现代化。由此可见，城市化正是发展经济的巨大动力。我们应该为农民进城欢欣鼓舞。
重赏之下
邓 刚
过去在书本上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这句话又常常是讽刺那些为金钱拼命的贪婪者。例如描写土匪，匪首总是在关键时刻嚎叫着：谁要是冲上去，重赏一百两黄金！例如描写敌人，冲锋之时，当官的挥着枪在后面督战：拿下共军的山头，赏三百万块大洋！要是看历史小说，重赏的故事就更多了。将士们每每凯旋，皇帝都要论功行赏。重赏田宅、牛马、黄金和白银。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们打了胜仗，就大碗吃酒肉，小秤分金银。所谓小秤分金银，就是分得公平细致。然而这些描写多了，就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用金钱去鼓励去诱惑，是封建主义帝王的手段；为了金钱拼命的都是贪婪的坏蛋。倘若哪本书上描写八路军也这样，打了胜仗赏黄金白银，那作者绝对会遭到严厉批斗。所以，多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台湾一个空军军官驾机到祖国大陆投诚，国家奖励他两千五百两（也许这个数字不准，但当时奖励的数量确实多得吓人）黄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无数个英雄，从来没听说奖励黄金千两。我们的英雄干出那么多业绩，哪怕是奖励黄金半斤八两也行呀，但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酬。当然，要是说奖励给雷锋同志千两黄金，所有的人都会惊讶万分，甚至愤怒万分，那么纯洁那么高尚的雷锋竟然能笑眯眯地捧着黄金，这绝对是对雷锋的污辱。平心而论，雷锋为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如果给他一定的物质奖励，让他的生活能舒适和幸福一些，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但我们竟然会惊讶和愤怒，说起来真是不尽人情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教育：我们的英雄只能是吃糠咽菜，拖着病痛身体去干工作，只能是把仅有的几元钱家底全部拿出来捐献，这才像个英雄。要是雷锋有一百个窝头拿出来给穷人吃，大家会不以为然，要是雷锋只有一个窝头，掰一半给有困难的人吃，使雷锋也饿着肚子，这才是最感动的。看起来我们过去决不讲经济的所谓“革命”理论，只能使我们的心肠渐渐变硬变冷，变得麻木不仁甚而穷凶极恶。所以，我们实在是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重赏之下”的经济手段了。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在使用“重赏”的手段，例如国家为某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奖励几十万奖金；例如国家为某劳动模范奖励汽车奖励住房；例如公安局在侦破一个重大案件时，为了能及时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便在报纸上悬赏，谁要是能提供线索或是协助捉拿到罪犯，就奖励多少多少万人民币。这其实就是“重赏之下”的意识和意义。前些日子公安部门为了侦察一个特大案件，在报纸上悬赏奖励人民币三十万，有些人看后不禁咋舌：那么多钱！真能给吗？真给难道真敢要吗？真好意思要吗？这些疑问会让我们感到，过去那些年的“坚硬教育”阴魂不散，还在起作用，人们还有着恐惧心理。我采访过一些得奖者，他们大都是在得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