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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黑色而丰饶的生命……
我必须想办法接近你：我收起你留下的显赫玩具，我要你隐蔽的眼色，你真正的微笑——只有你清凉的镜子见过的那种寂寞的、嘲讽的微笑。
2
我能用什么留住你呢？
我向你献上瘦小的街道、绝望的日落、荒凉的月亮。
我向你献上一个久久凝视过孤独的月亮的人所感受的凄苦。
我向你献上我的祖先、我死去的人、被后人用大理石纪念的鬼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前你带着两颗贯穿胸膛的子弹死去、由部下的士兵用牛皮包裹、蓄胡子的、父亲的父亲；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才二十四岁——的、母亲的父亲，两个没有坐骑的亡魂。
我向你献上我的书所蕴藏的全部智慧，以及我生命中所有的男子气概或者幽默气质。
我向你献上一个从来不忠的男人的忠心。
我向你献上辛苦保存下来的、我自己的核心——那颗不用语词作交易、不贩卖梦想、未曾被时间和欢乐和困厄影响过的、不偏不倚的心。
我向你献出远在你出生之前的夕阳下见过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向你献出对于你的诠释、与你有关的一切理论以及关于你的真实而奇异的消息。
我可以向你献出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的饥饿的心；我想用无常、用危险、用失败贿赂你。
开 端
两个希腊人在谈话：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帕尔米德斯④。
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样，故事会简单些，神秘色彩也浓些。
谈话的主题是抽象的。他们有时会暗示到彼此都不相信的神话。
他们所持的理由也许充满谬误，也得不到结论。
他们不会走极端。他们不打算说服对方，也不打算被对方说服：胜败不是问题。
他们同意的只有一点：他们知道，讨论未必不是发现真理的途径。
不要神话不要比喻，他们思考或者尝试思考。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
两个无名氏在希腊某个地方谈话，是历史上的大事。
他们已经忘记祈祷和魔术。
匕 首
抽屉里有一把匕首。
它是上个世纪末在托列多铸造的；路易斯·美里安·拉费努尔⑤把它送给我的父亲，父亲从乌拉圭带它回来；艾瓦里斯托·卡里埃哥⑥的手握过它。
谁见到它都会把玩一阵，就好像一直在寻它一样；手会急急抓住等着人去握的剑柄；驯服而锋利的刀刃流利地进出鞘套。
而匕首期待的是别些东西。
它不仅仅是一件金属品；设计并且铸造它的人本来有一个最终目的；在某种永恒的意义上说，它就是昨夜在塔左阿林被杀死一个人的匕首，也是杀死凯撒的匕首。它要杀人，它要放出突然涌起的血。
在我的书桌抽屉里，在手稿和旧信之间，匕首一直在做老虎的单纯的梦，而握住它的时候，手就会活起来，那是因为钢活了起来的原故，每一次接触都使它觉得是杀手的接触，而它正是为杀手铸造的。
有时我为它难过。这么大的潜力，这么大的耐心，这么被动或者无邪的尊严，而光阴年年无奈地流逝。
梦之虎
我小时候是虎的热烈崇拜者：不是豹，不是那种有斑点的、顺着帕拉那河漂流下来的、亚马逊密林和植林岛的“虎”，是有条纹的、高贵的亚洲虎，除了像背堡垒的战士，没有人能够面对的虎。我常常在动物园的兽笼前面流连；我对于百科辞典和自然历史书籍的评价，是以它们的老虎插图的精美程度为标准的。（我仍然记得那些插图，而我这个人记不住女子的蛾眉笑靥。）童年过去了，虎和我对虎的热爱都老了，但它们仍在我的梦里出现。它们在那隐藏的，或者说，混沌的层次占着优势。因此，睡着的时候，有些梦使我愉快，我马上就知道自己在做梦。于是我想：这是梦，完全偏离我的意志，此刻我有无限的力量，我要召唤一头老虎。
唉，无能！我的梦永远不能使我期盼的野兽出现。老虎是有的，可是体格或臃肿或瘦削，或者属于不纯的变形，或者属于不可能的大小，或者出现不过一瞬，或者带点狗或鸟的味道。
关于某次对话的对话
A：“我们专心一意想把不朽合理化，甚至暮色降临也没有亮灯。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的脸。他反复地说，灵魂是不灭的，而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平淡甜美的声音却比热烈的言语更有说服力。他要我相信，肉体的死亡完全无关紧要，而在人的一切遭遇中，死亡必然最没有作用。我坐在那里，把玩着马塞多尼奥的折刀，把它拉开又合上。附近有手风琴不断弹奏一首舞曲，是许多人认为够古老而爱听的陈旧调子——我提议马塞多尼奥一起自杀，那么就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不受骚扰。”
Z：（打趣）“我猜，你们终于打消了这个主意。”
A：（变得完全高深莫测）“我记不清楚我们是不是那个晚上自杀。”
趾 甲
白天有柔软的袜子保护它们，又有镶钉的皮鞋支持它们，可是我的脚趾不管这些。它们的兴趣只是长出趾甲，半透明、带点弹性的角质片，用以自卫——抵抗谁？只有它们会这么蠢这么多疑，时时刻刻不停地准备这种武器。它们摒弃宇宙和它的欢乐，永远在磨利没有用的边沿，让无情的指甲钳子剪了又剪。诞生之前，在受困的昏暗的九十天里，它们建立了这独一无二的工业。我被放进装着残花和护符的灰白色屋子之后，它们还会继续顽固工作，直到腐烂现象出现。
它们——还有我脸上的胡须。
鸟类学命题
我闭上眼睛，看见一群鸟。这视象维持了一秒钟或不到一秒钟，我不知道自己看到多少只鸟。是一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数目？这问题牵涉到上帝的存在问题。假如有上帝，数目就是确定的，因为上帝知道我看见多少只鸟。假如没有上帝，数目就不能确定，因为没有人能够点数。就这件事来说，我所见的鸟是少于十只（姑且这样假定）而多于一只；然而我并没有看见九、八、七、六、五、四、三或两只。我看见的是十与一之间的一个数目而不是九、八、七、六、五等等。这个数目，作为一个整数，是不可以设想的；因此，上帝存在。
德丽亚·爱莲娜·圣·马可
我们在第十一街转角处分手。我在对面的行人道转身回望；你也转过身来，你向我挥手道别。
一条车和人的河在我们之间流过。那是一个普通日子的下午五点钟。我怎会想到这就是不可逾越的奈河呢？
我们没有再见面，一年之后，你去世了。
此刻我翻出这段记忆，观察它，我相信它是假的。在那平凡的道别背后是无尽期的分离。
昨夜，为了弄清楚这种事，我在晚饭后留在家里，再读了柏拉图借他老师的嘴巴说出来的最后的教训。书上说，肉体死亡的时候，灵魂是可以逃走的。
如今，我不知道真实性在哪里，在毫无疑虑的道别里呢，还是在其后那不详的阐释里？
因为，假如灵魂不死，道别就不算什么一回事。
说再见，是为了否定分离。等于说“今天我们装作分开，明天还会见面”。人发明了道别这种事，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不朽的，尽管他的生存似乎没有理由而且短暂。
德丽亚，将来会有一天，我们可以继续——在什么河边？——这次不明确的对话，我们会互相询问，在失落于某一片平原的某一个城里，我们可曾经是博尔赫斯和德丽亚。
布 局
被朋友们不耐烦的短剑逼退到碑像座脚的凯撒，在剑刃和人群里发现了布鲁图斯的面孔，他的门徒，可能也是他的儿子；他的震惊达到顶点，他放弃了自卫，高声说：“你也来吗，我的儿！”这悲痛的叫声在莎士比亚和克维多笔下再度出现。
命运总爱重复、变异、找对称：十九个世纪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一个高乔人受另一些高乔人围攻。倒地的时候他认出自己的继子，意外使他迟疑，只吐出温和的两个字责备他（这话不应该用眼睛看，应该用耳朵听），“怎么！”他正在受死，他不知道自己死是为了让一幕戏再演一次。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
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生于智利中部的林区，童年和大部分少年时期在新开发的小镇铁木可度过，十四岁发表第一首诗《我的眼睛》，常以不同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至十六岁开始选定巴勃罗·聂鲁达作正式笔名。
十七岁时进入圣地亚哥师范学校，第一本出版的诗册是《黄昏》，第二本《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使他声名大噪，藉此进入外交界，先后派驻远东多个国家、西班牙和墨西哥。
西班牙战争是聂鲁达生命中的大事，使他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创作方式都发生显著改变，除了写诗之外，也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当上参议院议员并且正式参加了智利共产党。两年后因公开谴责政府被撤消参议员资格，法院下令拘捕，被迫流亡外国五年。
1970年代表智利共产党参加总统竞选，后来与人民联盟党协议，退出竞选而成全对方的代表阿延德，出国就任驻法国大使，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73年阿延德在军事政变中遇害，聂鲁达随后病逝于圣地亚哥医院。
聂鲁达一生创作不辍，是少见的多产诗人，他的作品包括：《节日的歌》（1921）、《黄昏》（1923）、《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无垠人的经历》（1926）、《环》（1926）、《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