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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我想相当多的作家，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莫言、王安忆，我觉得都是一种个人选择。选择就要有责任，就要有义务。他选择了获“文学奖”，他也得承担他的责任，获奖也是一种承担责任。
余 杰：在一些小的地方，有些简单的想法，我想谈一下：
“流浪”的生存状态跟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你在英国获奖的报道，我不太喜欢。我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旅行〃这个词我不是很喜欢。近年来，中国本土流行的“旅行文学”已经把这个词毒化了，比如说余秋雨就是那种“迁徙真理”，跟着强大的电视阵容，有很雄厚的资金，走到哪里都有高级官员接待，住到酒店里面。在中国，“旅行文学”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很容易引起误解。直到我看了你的书以后，才知道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种真正的流浪、漂泊的写作方式，在现在的中国是否合适？
也想谈谈华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华侨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海归派”（都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词语了）。其中有我的很多同龄人、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部分是在90年代初出国留学、获得学位的，然后回来，一般出自北大、清华，回来后多数人是办一些高科技的企业，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他们有在西方求学、生存的经历，会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观念带入中国，但是我跟他们的一些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文化似乎没有任何的体味，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就像一台电脑。他们回来以后，对中国的现状感觉非常满意。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总裁。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在国外赚的几十万美元，在国内几年之内就变成上亿的钱（人民币）。他感觉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纽约、巴黎没有任何的差别。由于他是生活在很高级的公寓里，他能看到任何电视频道，《纽约时报》他也能够看到，就连巴黎的时装他都几乎可以同步买到。他觉得不存在任何的“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的压抑。他没有走出过北京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乡村去看看。我原以为这样一群“海归派”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现在我非常失望。
马 建：余杰提的问题，我想请周舵来回答，然后我再作补充吧。周舵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
周 舵：首先声明，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笑）但我倒是有兴趣回答余杰提及的问题。还是先从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开始吧。刚才余杰讲到马建的“流浪”和写作的关系，我非常同意余杰的观点。因为像余秋雨和凤凰卫视做的那种旅行节目，其实是一种消费品，跟严肃的文学写作根本没有关系。马建的那个英文作品，在香港的标题叫《红尘》，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描写“流浪”，对我来说，我从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的作品除了能给读者带来文学享受、审美享受之外，还有一种特别令人震撼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他对社会的一种很深入的观察，是自己深入到社会底层的一种观察。这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知识分子，我相信包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人或者是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勇气，或者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观察到的东西。这太重要了，也太宝贵了。因为往往身处那个环境中的人，他们没有表达的能力。而我们这些有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却根本不去深入那种环境。所以，真正要做到像马建那样的深入，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我也每年去农村，我跟北京大学也合作研究课题，可是我那种深入，那种社会田野调查，跟他比起来是太粗浅了。我还是吃得好、住得好，用现在的这些交通工具，我还是很难真正深入到我的观察对象中去，我一直还是优越的。
云 浩：今天的主题与其叫成“中外文学与思想比较”，不如叫成“反击的力量”。这么一个群体，争执难免，君子合而不同。但是，我们的争执有一个核心，如果其中有对抗，那是在和现今的文化不和谐在对抗。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龙〃图腾的民族。刚才大家一直谈西方文化，我自己非常喜欢“周易”。中华民族惟一不变或者说惟一恒定的就是“不恒定”与“变化”，它在任意一个时期可以变化出任意一种形态。当这种形态和你的思维冲突时，你可以把这种分离叫做“非人格化”。换句话说，这么一个具备绝对变化的民族需要一个大的框定，对其民族性格加以稳定。我看哲学不是体现民族性，而是民族的药品，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礼教”和“老庄”框定的界限就非常严格。换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人当他生下时，就生活在一种诗化的束缚中。因为诗词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最完整的，失去这一框定，有社会身份的中国文人就没有文化身份。
我在看“周易”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其逻辑是数学，但不用数学来说事，而是用“相”。比如说我给你算一个“卦”，一个具体的“卦相”，是一个大的石头，旁边是一棵松树，它用具体的物象和你当今的时空进行连接。这样的跳越使其思维会非常快。大家刚才谈到的西方文化是形式逻辑。如果逻辑有一个底限的话，它的底限是数学。当它进行推导时，因为不是物象直接的简单的快速连接，因此会产生无穷的技术。在谈到人的〃自由〃的问题时，好像也涉及这样一个底限与推论：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首先要追求自由，然后是平等，再然后是博爱。而我想，现实并不是这样，也根本不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丁 方：刚才大家说的，不光是对作家，而且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同样的重要。我感觉应该有一种能代表自己灵魂的言说，不管你用什么媒介，如果你没有什么真正深刻的生命经验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说“好”与“坏”，这种生命经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也是一个爱“行走”、爱体验的人，也曾经有过在（20世纪）90年代出国，到美国、到俄罗斯、到欧洲游历的经历，但不是很深，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看客”。在欧洲我也遇到问题，自己的根究竟跟生命余下的时光怎么处理？但是我还是要选择回到中国。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因为我是一个画家，我不能离开一些东西——有可能解读为是“民族主义”的感情。可我认为跟“民族主义”无关。
我还是崇尚一种“人文精神”，将来可能会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但是现在没有。我出国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到了国外同样是人，却有一种互相敞开的感觉，可以有一些在中国不一样的沟通。中国似乎人人都无形地蒙上了一层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我接触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有一种宗教生活，对精神状态、对基本情怀的滋养。
现在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困扰着我们——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我们最终的“精神家园”？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空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说到底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根”要有一个归宿。我1993年到俄罗斯，当时一片混乱，我坐了7天的火车，列车上全是倒卖皮夹克的，他们不得不靠此来换钱。但我发现俄罗斯在贫困时期，仍然有一种“根性”的东西，有归宿感，这能够从它的建筑文化、城市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中间看出来，感觉出来。对这样一种深层的东西的追求，所有搞文化、搞艺术的人都应该具有；如果没有，而只是随便采取一种“玩”的姿态，那么你搞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力量。对于根本性的问题，是不能采取“玩”的姿态的，不然你就不要干这行了。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的精神资源，使我们有限的生命有一个归属感呢？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艺术究竟在这中间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毕竟选择的是艺术。我的选择目前还是根据于这块“母土”。我认为，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地理资源，非常博大；光是呆在城市生活，我认为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表象，很可能会使你就丧失了一种人与大地的本质的体验。正在这个起点上，我才强调体验“行走”的价值，并在这种状态中能够非常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其他人有所启发。
朱 其：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层面：一种是马建一类的，说话很极端——极端性的语言。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层面已经不同于过去，不是要提出一种绝对性的说法，而在于提出一种合理性的说法。比如，美国的乔姆斯基批评美国“9。11”后的战争，并不是批判美国这个实体，而是在批判帝国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也并不是在批判现实形态的东西，而是在批判意识形态。我觉得，还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把理念和实体对等起来，像美国的杰姆逊所说：“知识分子其实是政治斗士。他有理念、意识形态，同时他也参与实体的改造。”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也看了一些书，也爱听别人说思想，让我有发言的机会，我会说很多的话；而我觉得现在很多七十年代后期或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很有个性，但书看得不多，他们的状态已经是变得不爱说话了。
周 舵：大家都说——其实是老生常谈——“实践出真理”，“真理是辩论出来的，是争论出来的”。但实际上，争论很可能是无效的，可能是争论不出任何东西的。可以说，一百多年前老祖宗一直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