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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写“我”与年迈的“父亲”之间的关系，透露出当今中年伤感心态。小说几乎没有具体的故事或情节，而主要是“我”的心绪的展示。文笔简洁扼要。
《红色童谣》由两个小短篇合成，继续了作家近年凭借《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搅动起来的“红色记忆”潮。《地道》里尚小虎与父亲尚参谋长之间的关系，《琴声》里小乐对于马小尉及其琴声的迷恋，都写得简洁、生动，令人印象深刻。两篇小说都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差异与认同。尚小虎的叛逆性格先是与父亲形成水火不容的冲突，但最后实现认同：成为父亲喜爱的战斗英雄。而贪玩的小乐恋上少女小尉和她奇异的琴声，因为嫉妒她的男友而集伙搞恶作剧，意料不到地伤及小尉本人。小乐在悔恨中开始学琴，从而实现与小尉的认同。
《行舟》写事业有成、生活稳定和家庭和睦的中年人周方秋的自我“飘浮感”。小说描写了周方秋与妻子、儿子立青、初恋情人冬云之间的关系，其间游动于家、商店、病房之间，涉及做饭、玩游戏机、探视病人等事件。小说的最突出特点，是注意让这种自我飘浮感始终交织于周方秋的日常生活的全部过程中，几乎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从而凸现出当代中年人的一种自我反思体验。炒菜时的热气、商店里透明的玻璃柜、妻子的谈笑、水的流动、儿子关门、玩游戏机、书桌前整理材料、去医院病房探望初恋情人、与冬云关系的回忆等，无一不触发周方秋那随意流动的飘浮思绪，打造出一种当代中年人的自我飘浮感。
这是怎样的飘浮感呢？从文本描述看，与低收阶层由物质匮乏产生的飘浮感不同，也与高富阶层由物质过度丰盈引发的精神飘浮感不同，这位中年文人的飘浮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过去被压抑欲望的落空，二是现实境遇对往昔回忆的扭曲。周方秋当年与冬云的纯洁初恋末能实现而飘浮起来，迫切地希望落实到与妻子的婚姻中。“他原本希望在与妻子结合中，落下他所有旧的感觉，落下以往所有人生沉重的积淀。完全落下去，落得无影无踪。使他回复成一个单纯清明的周方秋，与妻子完全融合起来。然而那些旧感觉并没有消失，却浮了起来，一直飘浮着。”当负载着他的“以往所有人生沉重的积淀”的欲望落空了，就飘浮在都市上空，宛如压在都市人头顶的沉沉阴霾。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冬云身患绝症住进医院，她那去世前的最后的病态彻底击碎、扭曲和置换了他关于她的所有美好记忆，使他体验到一种洗刷不掉的“污秽感”。这样，来自往昔记忆和来自现实观察的两种力量交织一体，编制成一种无可名状的生存飘浮感。不妨来看结尾：“周方秋吁了一口气，舒解了胸口的闷气。许多想法流动过后，他就感觉到身子乏力。他以后的生活一直是稳定的，但飘浮感却越来越显明，感觉到整个自我都飘浮去。他会无由地怀疑自己是染着了什么，有时他怀疑是癌，有时他怀疑会不会得了爱滋病。这似乎是玩笑般的念头，但他一点也没有玩笑的感觉。在这个世上，一切都可能的。他不想对任何人说，没人可以诉说。他甚至也不想对自己说，只任由感觉流动着，感觉他身体的一个部位生着了一个菜花似的肿瘤，菜花的头上生着嫩茎般的多个芽头，慢慢地往上伸展着，开出花枝来，根部是细小暗红的网络状，摇着动着。感觉到爱滋病这个词，它的外面皮肤会生出一点瘙痒，空气中仿佛无数蠕动的病毒在飘浮着。他使劲地摇晃一下头，把那飘浮着的一切都甩开去。”表面看，这个中年文人的生活状况是稳定的，他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但是，骨子里那种难以承受的生命轻飘体验却弥漫心间，无论如何使劲也甩不掉。这显然是一种植根在生活深层的自我飘浮感。小说完整地托出这种生存的飘浮感，显示了当前有关中年生存境遇的文化想象，其任务就完成了。
根据上面的阅读，我个人试将这六篇小说作如下排序：
1。《行舟》
2。《红色童谣》
3。《钥匙》
4。《在灿烂的阳光下》
5。《明天的策划》
6。《捉宝》
严格说来，上面的小说排序原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即使能，也不过起点参考作用而已。做评论的读完小说后排出一个大体顺序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代表此时的他自己。你真不必当回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六篇小说中，我自己对《行舟》更感兴趣。
（2003。4。8于北京）
王一川，四川人，1959年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文艺美学、文学理论、现代性与中国文艺问题。近年著有《语言乌托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论美学》、《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和《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及若干论文。
６篇小说如是排序的理由
张 法
短篇小说排序：1。《行舟》 2。《钥匙》 3。《红色童谣》 4。《明天的策划》 5。《在灿烂的阳光下》 6。《捉宝》
本来，小说的好与不好，完全是由一种阅读感受决定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人类的共识成分，但更主要是一种个人感悟，为什么认为这篇比那篇好，很多时候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中”的，而一旦非得把这种个人的感受发表出来，作为一种公共展现，那就非得说出理由来。我作如是排序，理由有三：一种人类心态的呈现，这种呈现让人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存在意味或意义蕴含；二，艺术形式考量，包括叙事方式，修辞手段，语言运用；三，心态和叙事与文学史的关联，也就是考虑小说的创新成分的多少。
《行舟》排在第一，因为它写出了这样一种人的感受，人与自己应当是最亲密的人（妻子和儿子）的疏离，人与人生应当是最美的感情（初恋）的疏离，这种“应当”一直是在传统文学的想象中所述说着的。因此这一反“应当”呈现出了一种“现代主义”性质。但《行舟》呈现出的“疏离”又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而贴近于“当下中国”的特征。这就是小说中的“飘浮感”。《钥匙》排在第二，也在于它呈现出了一种“当下中国”的感受：一种亲情中的孤独感。这里传统的温情的家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转型中的变异以一种不知不觉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既无奈又哀凉。这两篇小说排在前面，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契诃夫韵味，我觉得用这种形式更容易让人于日常感受中体味到一种深度。
《明天的策划》也写了当下中国一种现象，就题材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在主人公童丽这个急于成名的年轻漂亮女性的内心和性格刻画上还不够丰富，“编”的意味重了一点，情节的进展也有点像是用逻辑推出来的，而不是从生活中感悟出来的。整个故事可以用公式转述出来，转述出来后还没有失掉根本的东西，这就与上面两篇小说的比较中显出了艺术上的高下。然而，小说抓住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也初步地呈示了这一题材所可能包蕴的深度，因此放在第四。
《红色童谣》放在第三，它包含两个故事，前一个故事《地道》较有新意，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体验出了其中的人性和生活的意味，后一个故事《琴声》虽然也写活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的心理，也呈现出了一种生活的真情，但就一种情感状态来说较旧，是在文学史上不断出现的一种东西。因此，其心态之新不如《行舟》与《钥匙》，但其叙事写人状情胜于《明天的策划》，因此放在第三。
也许有人会把《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到更前的位置，其故事具有奇异性，其意象具有象征性。确实也写出了荒诞时代的荒诞故事，但在批判“文革”的故事已经很多的情况下，真正的新似应在对被迫害者和迫害者双方人性的丰富和深厚上做文章。而此故事在把城生乡生两兄弟写得生动的同时，忽略了迫害他们的其他儿童的丰富性。因此，小说的技术虽然很圆熟，主要人物也写得生动，故事也不乏巧妙，但观念旧了一点。因此放在第五。
《捉宝》被放在最后，因为它太像一个在乡村的院落和城市的茶馆里讲述的聊斋志异。说书式的口吻，古久式的故事，探案式的悬念。虽然艺术技巧较为老道，但由于前面这三个原因，读起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就放到了最后。
张法，男，195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著有《文艺与中国现代性》（2002）《互看的灵思》（2002）《中国美学史》（2000）《美学导论》（1999）《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等专著。
小说的前沿
马相武
小说看多了，难免挑剔也多了。然而，这几篇小说仍然是各有可圈点之处。在我看来，本来嘛，完全是谁先谁后，其实也是很难说的。只不过倘若一定要排个次序，那也就将就列出了。这里还有个难言之隐情，其实所有的这几篇小说，都有明显的玉暇之处。有的时候，某一小说从小说艺术角度看起来完全是自成一体，自我完善。但是，假如我们发现它其实在小说观念上并不先进，或类似者我们早已熟悉，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打分就会小气一点。这里，已经涉及当前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艺术和审美方面存在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缺少原创精神。换个看问题的角度，作者中有许多人十分勤奋，却并不知道小说的前沿在哪里。这个问题，无论在知名还是不那么知名的作家那里，都是存在的。这个总体上的遗憾，恐怕倒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怎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