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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侦探-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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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本五十六是怎么死的?是飞机故障,还是遭到暗杀? 
  一直到1979年,当时亲手击落山本座机的美国空军上校仲马斯·格·朗菲尔发表了回亿录,才披露了山本之死的真相。原来,当美军获知4月18日上午9点45分山本五十六要飞抵布干维尔岛的卡伊里机场,便组织了16架洛克希德闪电式战斗机在半途截击。山本和他的参谋部乘着2架轰炸机,由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山本办事一向非常准时。那天,他的飞机准时起飞,落进了美军的伏击圈,遭到突然袭击。山本座机被击中坠毁。 
  山本的行踪是极端机密的,为什么会被美军知道呢? 
  关键在于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山本在抵达布干维岛前一天,曾用密电告知了那里的日军指挥官。 
  密电码,是属于核心机密。为什么密电码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电报是现代最常用的远距离通讯技术。电报的无线电波是短波,通过大气电离层的反射而传到遥远的地方,我方能收到,敌方也能收到。然而,电报的内容只许我方知道,不能让敌方知道。怎么办呢?那就是采用密电码。这样,敌人即使截获了电波,也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容,犹如“文盲”看书。目不识丁。 
  但是,一旦密码被敌方破获,就能译出电报的内容,造成严重泄密。山本五十六之死,就是死于密码泄密! 
  正因为密码如此重要,它常常成为各国间谍争夺的对象。间谍机关大都培养了一批“密码专家”,专门从事破译敌方密码的工作。另外,也常派出间谍,以各种方式打入敌方,偷取密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特工人员在战场上找到一本烧残的苏联密码,如获至宝。美国情报机关就用这本密码,破译了苏联的许多密码。然而,苏联竟一直未发觉。 
  1953年,美国法院判处美国科学家罗森堡夫妇死刑,指控他们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泄露给苏联。这件事轰动了世界。美国在当时是以罗森堡的妻弟、美军机械师林格拉斯为证人,揭发罗森堡夫妇的叛国行径。直到1980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这才披露,原来美方当时是从破译苏联密电码获知罗森堡夫妇情况的,用林格拉斯出庭作证只不过遮人耳目而已。 
  一般来说,军用的密码是经常变换的。随着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现在有的间谍机关正在用电脑分析敌方的电文,以求破译密码哩。 
  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的一位待从总是随身拿着一只与众不同的黑皮包。那包里装着一台小型的“语言保密通信机”,专供总统通信之用。尽管它通过短波无线电跟设在世界各地的7个卫星地面站联系,再由地面站转发,但是几乎用不着担心被破译。因为它是通过语言保密通信机发送的,对方是用语言保密通信机接收的。它的核心部分,用的是“数字化声码器”,很难破译。 
  其实,除了密码电报之外,普通电报之中,也包含着秘密。 
  据云,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事件,最早被日本情报部门获悉。那是因为日本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民用明码电报也进行监控。那时,忽然从发自北京的民用电报中,发现很多紧急召回正在探亲士兵的电报。日本情报部门据此断定,北京发生了异常情况。虽说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异常情况。 
  窃听和反窃听 
  1945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收到了苏联赠给的珍贵礼物——雕刻精美的美国囤微。哈里曼把这件象征着美苏友谊的礼物挂在大使馆的书房里。 
  过了7年之后——1952年,一位美国国务院的保安人员路过莫斯科,住在大使馆里。他发现那个国微里装有窃听器!这件事使美国大为震惊,才算明白那“象征着美苏友谊的礼物”的真正使命。 
  窃听,早在古代就有了,叫做“隔墙有耳”。不过,古代是靠人耳窃听,目标容易暴露,而且窃听的距离也很有限。 
  中国的“末代皇后”婉容失宠,被打入冷宫之后,受到严密的监视,包括被窃听。在婉容身边侍奉的周君适,曾写下当时的真实情景: 
  “博仪的妹妹二格格韫和,还有一个姓刘的太监和崔小姐,都是溥仪派来监视婉容的。婉容会见宗室内眷,或陈曾寿进讲时,二格格经常躲在屏门后或窗外窃听。婉容的一言一行,随时通过这个‘尖嘴么姑’报告给博仪知道。婉容左右的人,包括陈曾寿在内,提起‘二格格’,莫不恨之入骨。陈曾寿的长女邦巽、次女邦荃、儿媳毓倩文(亲王的后人,溥仪的侄女)经常入内廷陪伴婉容,陈曾寿再三叮嘱两女、女媳对婉容讲话特别慎重,以防‘二格格’窃听,在博仪面前搬弄是非。有一次,邦荃进见,婉容凝目不语,但以手指书空作‘宫中黑暗’四字”。 
  现代窃听技术,是随着无线电科学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便互相用窃听器窃听对方的机密谈话。到了现在,窃听器在国外已经非常盛行,成为窃取情报的重要手段。据美国记者透露,在197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窃听了5万人的电话,窃听的次数达50万次,实际窃听电话次数远不止此。据法国官方估计,1976年在法国各地,大约有30万只窃听器在工作。 
  窃听装置,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微型发射机,也就是窃听器;另一部分是接收机,用于收听。微型发射机把窃听到的声音,用高频无线电波发射出去。它的作用类似于电台。接收机的作用则类似于收音机,收听微型发射机发来的讯号。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窃听器越造越小,实现了微型化,更便于隐蔽、伪装。小巧的窃听器,有的隐藏在钢笔、手表、打火机、戒指里,有的“化装”成钮扣、图钉。前苏联克格劲间谍曾把窃听器悄悄装在美国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大使的鞋跟里。不久前,美国甚至制成一种超微型窃听器,可以藏匿在药丸里,在人肚里窃听! 
  美国还发明一种代号叫“(虫戚)”的窃听器。(虫戚)本是一种软体动物,用腹足牢牢地吸附在海边的岩礁上。“(虫戚)”也具有粘性,可以用汽枪发射,悄然粘附在墙壁上,干着窃听的勾当。’ 
  有窃听,就有反窃听。在一些重要的机密部门,经常要请电子专家带着仪器来检查,查出那些正发出无线电波的窃听器。有趣的是、有时电子专家刚刚清查了一批窃听器,谁知就在电子专家走后不久,又被悄悄装上了新的窃听器。 
  法国情报处长的自白 
  法国第七情报处处长勒霍瓦·芬维尔少校,是一位“窃听专家”。他曾公开出版回忆录,坦率地讲述了1964年在法国嘉纳举行“肯尼迪回合”夏季会议时,他怎样策划对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进行窃听以及窃取情报的。他的回忆录写得颇为翔实、精彩,下面摘录一段原文 
  “我选择了第七处最优秀的成员雅克·凡安去执行这次不同寻常的任务。雅克来到嘉纳进行现场侦察,住进为美国代表、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准备的房间里。他在这房间里整整待了两天。他对哪块地板发出声音,哪扇橱门‘吱吱’作响都一一作了记录,并把声音的频率也都记了下来。他复制了所有的钥匙,并选定了安装窃听器的位置。 
  “一般我们总是把窃听器巧妙地安装在窗帘拉杆的尽端,然后用厚实的墙布把它盖住,使探测仪分辨不出是窃听器还是金属挂钩。为小心起见,窃听器只在美国副国务卿抵达嘉纳,在他们的保卫人员检查了房间之后才被秘密安装。这种定向窃听器是我们情报研究所自己设计制造的,安装时它面对开花板。发射波就直接被楼上工作房里的情报人员接收下来。 
  “我们安放窃听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偷听鲍尔的私人谈话,因为他在电话里是不会谈论重要事情的。我们只是要摸清他的作息时间,掌握他在什么时候、多长时间不在房间里,那样我们就可以潜入他的房内进行秘密搜查。有些文件直接就可以用米诺克斯照相机在房间里拍摄,也有一些必须偷偷地带出房间,拿到秘密情报站进行微缩摄影,然后在国务卿返回房间之前放回原处。 
  “通常,为配合这类行动,我们有一个设在一辆被伪装成为白色洗染车上的流动情报站。但是这一次,我必须配备最优越的条件来保证行动的顺利进行。我决定利用旅馆的一个房间来作为临时情报站。在那里,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胶卷冲洗出来,以便当场检验底片是否合乎理想,是否需要重拍,然后把照片翻印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巴黎。 
  “我们的行动小组,包括技术人员在内共有15人左右。都住在上面一层楼。一套房间用来作为监听中心站,一位精通各国语言的谍报员守候在窃听器的扩音器旁。 
  “在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到达前的24小时,美国保安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的房间。等他们检查完毕,离开房子,一个化装成服务员的情报人员走进屋里在窗帘的拉杆上安放了微型定向窃听器。 
  “第一天晚上,鲍尔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去参加开幕宴会。其他国家的部长们,也一个接一个相继离开了他们的房间,在保驾人员的护送下走出了饭店。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有必要留人在旅馆值班,他们以为把房门关牢、锁上就行了。这样,当代表们离房去参加‘肯尼迪回合’的漫长会议时,当他们在夜晚去海滩散步、品尝野味或去市长邸宅作客时,我们就潜入他们的房间进行秘密活动,直到守候在门外的侦察人员发出信号说代表们已踏上回来的路程,我们马上离开房间,锁好门回到自己的工作房。 
  “雅克是专门负责鲍尔的房间的。雅克发觉粗枝大叶的美国人把信件都任意摊在桌子上。他又在房角里看到一个上了锁的文件包。开锁对他来说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当他打开包一看,里面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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