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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就晚上见了。”她用法语说。
“晚上见。”我跟着她把这句法文说了一遍。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了，这使我有点惊讶，又有点松了口气。每次她打来都会讲个不停，我经常得想一些借口来结束谈话。但是这次却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间，电话一直是我们用来联系的热线。除了她之外，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讲这么久的电话。这种模式很早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所时期，和她聊天总能让我松弛紧绷的心情；在我女儿凯蒂出生后，无论是喂奶、洗澡或在婴儿床里睡觉，都能让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戈碧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们也会分享新发现的好书，讨论目前所教的课业、学校里的教授、学生。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彼此都把这当成日常严肃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调剂。
最近十年来，这个模式已有一点点改变，最近我们已比较少用电话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离，我们都会为彼此的状况忧愁或快乐。是戈碧帮助我走过那段酗酒的日子，让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来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帮助戈碧走过那段情感波折的岁月，让她无论是在热恋、吵架或分手时，有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厅的玻璃桌上，脑海里仍不断出现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觉微笑起来。在学校里的戈碧、在难过时的戈碧、在恶作剧时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认自己不是美女，因此从不刻意减肥或把肤色晒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来自魁北克托罗斯河畔的戈碧；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全名是戈碧尔蕾·马库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时代，我们就已经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类学，而那正是我的专长；我讨厌人种学，而那却是她的最爱。当我们离开西北大学后，我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而她则回魁北克。那些年来，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全是靠电话维系情感。由于戈碧的缘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麦卡基尔大学获得客座教授职务。在我开始兼职担任验尸工作，并且继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作时，每隔六周便来回两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结束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职工作，回到蒙特娄担任全职工作。我很想念戈碧，并且享受这全新的友谊关系。
答录机上闪烁的红灯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还有别人打来过。我把答录机设定为铃响四声后自动录音，没想到四声的铃响和留言居然叫不醒我。我按下答录机上的播放键，录音带自动回转，然后开始放音。答录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发出哗一短声后，便放出戈碧录了一半的留言。还好，只有一通电话。我把签录机倒回最前面，然后换装出门上班。
法医研究所坐落在魁北克省警察局大楼内，和司法科学研究所共用第15层楼的办公室。司法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犯罪行为，和我们一样是司法部最高的科学技术单位。在这栋大楼从4楼以上的3层楼都是一间间像监狱一样的小房间。一些等待被解剖化验的尸体，就全都存放这里。至于省警局则占用了剩下的八个楼层。
这样的安排有其好处，相关的部门全都在一起。如果我需要像化验报告或泥土化验资料，只要走过几个回廊和楼梯便可轻易取得。然而，坏处就是大家都离得太近，很容易就被人找到。承办案件的刑警们若需要什么测试报告，都能马上到办公室来找我们。
当我一踏进办公室，克劳得尔已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带来一个棕色的公文封，手掌轻轻在上面拍打着。
“我拿到牙齿齿模的资料了。”他语带兴奋地说，开始动手拆开信封，样子就像要揭晓诺贝尔奖的得主。
“我自己来拆。”
他念出公文封外的签名。“纳格元医生。他在罗斯蒙开业。我本来可以更早来的，但是他的秘书却笨手笨脚；—拖了我的时间。”
“要喝咖啡吗？”我问。我虽然没见过纳格元医生的秘书，但是我相当同情她。才一大早就被克劳得尔警官骚扰。
他嘴巴微张，不知道是想或不想喝咖啡。在这时候，马克·柏格诺从转角处走来，似乎没注意到我4们两个己在这里，他大步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的深黑色房门，然后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弓着腿，把公事包放在大腿上。他的动作让我联想到空手道蹲马步的招式。他保持这个姿势，把公事包打开，翻着里面的物品，而后取出一把钥匙。
“马克？”我喊道。
他大吃一惊，猛然把公事包关上，整个人跳了起来。
“高级动作哦。”我说，忍着不笑出来。
“好说。”他看着我和克劳得尔，左手提着公事包，右手则拿着钥匙。
马克·柏格诺这个人，全身上下都很特别，总能让人一眼便认出来。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脊椎开始前屈，背部微驼。他的头发微卷，脑袋中央部分的头发已完全脱落，光滑的头皮在日光灯照射下闪耀着白光。他的眼镜永远是脏今今地，镜片上还有一点一点的污渍。他总是眯着眼看人，然而在看到钞票时却张大眼睛。这个家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卡通人物，而不是法定的牙科专家。
“克劳得尔先生带来了伊莉莎白的牙齿记录。”我指着眼前的这位警官说。克劳得尔举起公文封，证明我所言不虚。
伯格诺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的小眼睛隔着模糊的镜片，正茫然地望着我们。他看起来就像一枝蒲公英，尽管长得很高，但躯干却十分细小，头上还有根根白毛。我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案子。
伯格诺是法医办公室所聘雇的兼职顾问，在这里，每个领域都有特聘的专家，有神经生理学专家、放射线医学专家、微生物学专家，还有牙医学专家。他通常一个星期只来办公室一次，其余时间都在一间私人诊所执业。他上个星期刚好没来，所以不知道这个案子。
我向他简述案情。“上星期有工人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一具尸骨。皮尔·拉蒙斯原本以为是古人的丧葬遗迹，所以叫我去勘验，结果它不是。”
他把公事包放下，听我继续说下去。
“我发现一具无名尸，是被肢解后弃尸的，命案发生时间可能在好几个月前。被害人是女性，白人，年纪大约20出头。”
克劳得尔手拍公文封的速度加快了，而后又停下来看了一下手表。他清了清喉咙，表现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伯格诺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望向我。我继续说下去。
“克劳得尔先生和我已把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人找出来了，个人资料吻合，失踪的时间也近似。他已经跑去把这个人的牙齿治疗记录调出来了，她的牙齿是罗斯蒙的纳格元医生主治的，你认识这个人吗？”
伯格诺摇摇头，伸出他又长又细的手。“很好，”他说：“把资料给我吧，我待会就来比对。但尼斯把x光片拍好了吗？”
“我请丹尼尔做的，”我说：“应该都放在你桌上了。”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锁，克劳得尔跟在他后面进去。我从外头看到他桌上已摆着一个棕色的公文封。伯格诺拿起公文封，核对案件编号。我站在那儿，看见克劳得尔在伯格诺的办公室里东张西望，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克劳得尔先生，你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来问结果就行了，现在请你出去。”伯格诺毫不客气地说。
克劳得尔警官正站在办公室中央，正想开口说话。他抿起嘴唇，硬生生把话吞回去，然后整理一下领带，把腰上的手铐扶正，便调头离开了。我看在眼里，差点就笑了出来。伯格诺在工作的时候，是绝对不容许任何警官在旁窥探的。这是他的习惯，而克劳得尔今天算是得到教训了。
伯格诺把头探出办公室。“要进来坐吗？”他问我。
“好呀，”我说：“你要喝咖啡吗？”今天进办公室后还没喝到咖啡。我们经常为对方煮咖啡，轮流走到位于办公室另一侧的厨房去端咖啡。
“好哇。”他把马克杯递给我。“我先弄这些东西。”
我回办公室拿了自己的马克杯，便沿着长廊往厨房走去。他邀请我进他办公室坐坐，让我觉得十分高兴。我们经常合作，一些像分尸、焚尸、木乃伊化或仅剩白骨的尸体，只要是用一般方法不能查验出死者身分的，就会交由我们处理。我一直觉得和他共事很愉快，显然他也是这么想。
当我把咖啡端回来时，他已经把两张x光片挂在看片灯座上。这两张x光片各显示一部分颚部结构，牙齿的部分是白的，其余则是一片漆黑的空洞。我想起第一次在树林里看到这剔牙齿的情景，这剔牙齿的形状完整无理，和周遭已烂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脸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不过，现在透过x光片，看起来感觉好多了。这是处理过后的成果。两排牙齿整整齐齐排列着，已准备好接受调查。
伯格诺把从牙科医师那里拿回来的X光片放在右边，把从尸体上拍下来的片子放在左边。他用细长骨瘦的手指在两张x光片上轻轻点着，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而后调整X光片的位置角度，使这两张并排在一起的x光片朝同一个方向摆着。
他仔细比较这两张x光片，看来各方面均十分雷同。两张x光片都有缺牙齿，齿根发育皆已完成。从牙槽的轮廓弧度看来，左右两张x光片几乎一模一样。但最值得注意的，就是x光片上透出的白色光点，这是补过牙齿的痕迹。无论怎么比较，这两张x光片就像是翻拍出来的一样。
经过冗长的比对检视后，伯格诺从右边的x光片选了一小块区域，与从尸体拍下来的x光片重叠在一起。他标示出的是臼齿部分，两张x光片几乎是完美地重叠在一起。他转身看着我。
“没错，是同一个人。”他用法文说，身子往前倾，一只手肘支在桌上。“当然，正式报告还得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