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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地图上找到市中心的位置，便更凑近地图一些，想沿着街道找到我住的地方。我找到后，才发现我住的那条街很短，只有一个街区长，难怪每次计程车司机都找不到。我发誓下次要对他们有耐心一点，或再把位置说得更仔细些。我沿着谢布鲁克大道向西找到与它相交的盖尔街，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由自主地找向上次尸体发现的地点。这是今天下午以来我受到的第三次惊吓。
我的手指在爱德华特街上方盘旋，在这条街旁边的正是标成橘红色的圣米内大教堂。突然，我发现在这教堂的西南角，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用铅笔打上的x符号，这里正是伊莉莎白·康诺陈尸处。我的心狂跳着，向东搜寻过去，想找到奥林匹克体育馆的位置。
“查博纽先生，请过来看一下。”我说，声音紧绷而颤抖。
他走了过来。
“那个体育馆在哪里？”
他用笔指出体育馆的位置，一脸纳闷地看着我。
“玛格莉特·爱德基的家在那里？”
他想了一下，凑近地图，指出在帕玛西纽区南边的一条街。他的笔停在空中，因为我们同时看见另一个用铅笔圈起的x记号。
“茜儿·托提尔住在哪里？”
“圣安迪贝尔街，满远的。”
我们一起看着地图。
“我们仔细找一下，一区一区的找，”我建议道：“我从左上方开始往下，你从右下角往上找。”
第三个x记号是他先找到的。这个符号位在圣罗伦斯河南岸，靠近圣伦伯特。他不知道那个地方会发生命案，克劳得尔也不知道。我们继续在地图上搜寻了十分钟，但是没有再发现新的x记号。
就在我们准备再重找一次时，警方犯罪现场重建小组的车子已驶到门前。
“你们死到那里去了？”克劳得尔问道。这几个警员正提着金属箱进来。
“开来这里好像开进森林一样，”皮尔·吉伯特说：“只差泥土少了一点。”他的一张圆脸四周全盖满卷曲的头发和胡子，让人联想起罗马的某位神抵。我老是记不得哪一位。“我们来这里干嘛？”
“还不是那件女子分尸案？”克劳得尔说，举手向房里一挥：“也许这里就是凶手的藏身之处，这里得好好采证。”
“没问题，交给我们处理。”吉伯特微笑道。他的卷发因汗水而全新在前额上。“开始撒粉。”
“这里还有一间地下室。”
“知道了。克劳得尔，请你带他们下楼。玛西，你先从那边的柜子开始。”
玛西走到房间后面，从金属公事箱取出一瓶罐子，开始用刷子将黑色的粉末洒在组合柜上。其他技术人员则走下地下室。吉伯特戴上乳胶手套，将桌上的报纸装进一个大塑胶带。
“这是谁？”他说，从报纸堆中举起一个小方块照片。他仔细看了一下。“好面熟。”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使我吓了一大跳。
我连忙走过去，看看他手上的那张相片。他手上的这张照片是从今天的报纸上剪下的，从照片中，我看到我熟悉的T恤、眼镜和牛仔裤。
这是今天我第二次看到自己的这张老相片。眼前的这张照片，和墙上的一样，边缘已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看到自己的相片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让人震惊的只有一点：我的脸已被铅笔圈了起来，胸前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x记号。
十二
我睡了一大觉。星期六早上，我虽然很想起来，却无能为力。我的腿抖个不停，而且只要我头稍微往前伸，颈椎就会感到一阵剧痛。我擦伤的那半张脸看起来像果冻，右眼则肿得像紫红色熟透的李子。这个周末假日，我仅喝了点汤、阿斯匹灵和消炎药片。整天我都倒在沙发上，一边打瞌睡，一边看电视。晚上则一到9点就上床睡觉。
到了星期一早上，我的头终于不痛了，也可以起身走动、稍微扭转头部。于是我很早就起床，洗个澡，不到八点半就进了办公室。
办公桌上有三份文件。不管它们，我先打电话给戈碧，但接电话的是答录机。我煮了一杯咖啡，然后打开答录机听留言。一通是维登的警探打来的，另一通则是安迪·莱恩，第三通则是一位记者。我把前两位的留言记下来，最后一通留言则是直接删掉。查博纽和克劳得尔都没打电话来，戈碧也没有。
我拨电话到蒙特娄警局找查博纽。等了一会儿后，对方说他不在。克劳得尔也不在。我留了话，心里有些纳闷，他们怎么一早就跑出去了？我拨电话给安迪·莱恩，但是他的电话一直占线。由于今天打的电话都没有找到人，使我决定亲自去找他。也许莱恩会谈谈茜儿的案子。
我搭电梯下到一楼，往市警局走去。比起上次的造访，这里今天看起来有生气多了。当我走近莱思的办公桌时，我感觉到许多人的目光正盯我的脸，使我有点不自在。很明显的，他们都已知道星期五发生的事。
“你好，布兰纳博士。”莱思一看到我，连忙站起来。他的脸原本拉得老长，但一看到我脸上的伤痕，便露出一丝笑容：“怎么了？这是最新式的腮红吗？”
“是啊，是珠贝红水泥制的。你打电话找我？”
一时之间，他有点反应不过来。
“噢！是的。我找到茜儿案子的档案了，你可以随便看。”
他俯身用手把桌上一叠文件档案扇形摊开，选了一份档案交给我。此时，他的搭档贝坦德正好进来。贝坦德跨着大步向我们走来，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运动夹克，配上深灰色的长裤、黑色衬衫，以及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色彩十分单调。若不提肤色，他看起来就像50年代黑白电视影集里的人物。
“布兰纳博士，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好极了。”
“哇！你脸上的伤是谁弄的？”
“人行道，”我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处想找张空桌。“能不能……”我指向一张空着的桌子。
“当然，随时欢迎你坐。”
我坐下来，把档案夹摊开，开始分门别类地翻阅命案报告、访谈笔录以及茜儿·托提尔的档案照片。看这些档案的感觉，就像赤足走在烧烫的柏油路上，昨天那些疼痛感觉全都回来了。我必须暂时把目光移开档案，让心里波涛汹涌的伤痛稍微平静下来。
在1993年10月16日，一个16岁的女孩不情愿地起床，熨好衣服，花了一个小时沐浴打扮。她拒绝母亲为她准备的早餐，离开位于郊区的家，和同学一起搭火车到学校。她穿着格子花呢上衣和套头毛衣，脚上的袜子及膝，肩上背着最流行的登山背包。她整天叽喳谈笑，在上完数学课后吃了午餐。那天放学后，她便失踪了。30个小时以后，她被肢解的尸体被装在塑胶袋里，被人在离她家40里远的地方发现。
一个人影掠上桌面，我抬起头。贝坦德端了两杯咖啡站在我面前，递了一杯给我。“星期一是由我服务。”我很高兴地接过咖啡。
“有什么发现吗？”
“不多，”我啜一口咖啡。“她16岁，在圣杰罗被发现。”
“嗯。”
“伊莉莎白23岁，在市中心被发现。她们的尸体都装在塑胶袋里。”我沉思地说。
他拍了自己的头一下。
“玛格莉特24岁，尸体是在家中被发现的。也许凶手时间不够，来不及弃尸。”
他喝了一口咖啡，吸得非常大声。当他放下马克杯时，胡子沾上了几滴棕白色的牛奶。
“伊莉莎白和玛格莉特都在圣杰魁斯的名单上。”我先前认定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果然我是对的。
“是啊，但是报纸上说，那个家伙在路上贴了过去几名罪犯的报导，也许只是异想天开，幻想自己也能为非作歹。”
“也许吧。”我又喝了一口咖啡，言不由衷地说。
“这种人不是很多吗？”
“是啊，”莱恩的声音从我们的背后传来。“苍蝇总是喜欢扒粪。法兰克尔，你上次到贫民区，不是也通过像这样的事吗？”他对一个矮胖的男人说。这个人坐在离我四张桌子远的地方，一头发亮的棕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三明治。
“嗯，哼。两次。”他舔舔嘴唇。“真是烂差事。”又舔舔嘴。“那个歹徒侵入一处住宅，潜进女主人卧房，用她内衣和睡衣做了一个大洋娃娃，然后让洋娃娃穿上女主人的内衣，放在床上，用刀乱砍。也许这能让他勃起也说不定。”他再度舔了两次嘴。“然后他就溜了，什么东西都没拿。”
“精液呢？”
“没有。说不定他戴了保险套，我猜的。”
“他用什么武器？”
“也许是小刀吧，但我们找不到。他一定也带走了。”
法兰克尔丢掉三明治的包装纸，拿出另一根巧克力咬了——口。
“他怎么进去的？”
“从卧房的窗户。”这个巧克力上面布满了焦糖和花生。
“什么时候？”
“通常都在晚上。”
“他都在哪些地方做这种变态秀？”
法兰克尔慢条斯理嚼了几口，然后，用拇指指甲从齿上抠出一粒碎花生屑。他看了指尖上的碎屑一眼，然后把它弹掉。
“一次是在圣卡雷斯提，另一次大概是在圣赫伯特。最近一次发生在几星期前的案子，是在圣保罗杜诺。”他嘴唇上方的人中部位凸了起来，因为嘴里的舌头正扫过上门牙。“我想那件案子是归蒙特娄警局管的。他们会去逮他，不过这个烂货的顺位不是很优先。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偷任何东西。他就是变态而已。”
法兰克尔把巧克力包装纸揉成一团，扔进桌边的垃圾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