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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导接下来开始推测死者生前最后的行动，报导她生平概要，家人痛不欲生的景象，以及警方开始全力缉凶的情形。除了文字外，还有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命案现场外的景象，相片中可以看到那栋凶宅的正门、警察、放在担架上以尸袋装着抬出来的被害人遗体，以及人行道上隔着警方封锁带围观的群众。他们脸上好奇的表情全冻结在这张黑白的相片上。我认出了克劳得尔，他高举着右手，样子就像中学的乐队指挥。在这张相片的一角，插有玛格莉特·爱德基生前的相片。相片虽然模糊，但比起在解剖室里，这张相片的表情显得快乐多了。
第二张照片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穿着T恤的小男孩以及戴着黑框眼镜蓄有胡子的男人的合照。这个男人伸出两手搂着老妇和小孩的肩膀。他们的眼神中充满悲伤和迷惑，这是被害人家属的共同表情，是我早已熟悉的。照片下方有文字说明，他们是被害人的母亲、儿子和丈夫。
第三张照片是我最讨厌见到的一一我的大头照。这张照片我实在太熟了，是我在1992年拍的，做为人事档案用。结果这张照片不断被报社翻印，而且总是在下面注明“美国人类学专家。”
“该死！”
博蒂跳了起来，一脸不满地看着我。我不理它。我发誓在假日绝对不要去想命案的事，但这个誓言却维持不了多久。我早该想到报纸一定会刊载昨天发生的命案。我把已冷掉的咖啡一饮而尽，打电话给戈碧。没有人接。尽管她可能有一百万个不在家的理由，但都一样让我感到不高兴。
我走到卧房换衣服，打算去练太极拳。通常太极拳课程都在星期二晚上，但是今天大家都不上班，于是他们先前便说今天要开课。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但是报纸上的新闻和打不通的电话令我非去不可。至少，去练习一两个小时，应该可以让我的脑筋稍稍沉静一些。
再一次，我又错了。打了90分钟的太极拳，“空中捉鸟”、“摆手如云”、“大海捞针”等招式根本无法让我的心情进入假日的情绪。在整个课程中，我完全心不在焉，心情变得更加恶劣。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扭开收音机，打算让音乐来引领我紊乱的心情。我不能让这个假期就这样泡汤。
“……约在昨日中午遇害。爱德基太太原本和姐姐约好见面，但是她没有赴约。命案现场是在迪斯加汀街1327号，警方找不到任何暴力侵入的痕迹，因此推断凶手应该是熟人。”
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转台，但是，我却让广播的声音直攻进心房。它刺激着我心中即将爆发的锅炉，把我沮丧的情绪拱上台面，把整个假日的心情破坏无遗。
“……法医验尸的结果尚未出炉。警方正全力出动在蒙特娄市东区查访任何有关的线索。这件谋杀案是今年第26件，蒙特娄警局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索，刑事组电话是555—2052。”
我没有多想，便把车子掉头往法医室开去。不到20分钟，我便站在法医室的大门。我心中想要完成某件事，但目前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魁北克省警局相当安静，平日惯有的骚乱忙碌景象全不见了，只剩几个倒楣的家伙留守。大厅的警卫一脸狐疑地看着我，但没说什么便让我进去了。法医室和司法科学研究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在假日里，空荡荡的办公室和研究室看起来似乎变了一个样。我走进我的办公室，桌上仍散落各式铅笔和奇异笔。我一边收拾，一边环顾四处，看见未完成的报告、未归档的幻灯片和那个拼凑中的头骨。头骨空洞的眼窝正茫然地瞪着我。
我仍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不知道来这里要做什么。我感到全身紧绷，心情很不好。我又想起了我情感上的伤疤。“唐普，”她曾说：“你一定要那么克制自己吗？难道没有人可以让你倾诉？”
也许她是对的。当我无法解决问题时，我可能试图逃避那随之而来的罪恶感。也许我只是找别的东西来转移注意，她忘掉那种不适应的感觉。我告诉自己，凶案调查真的不是我的责任，那是刑事警察的事，我的工作只是提供他们专业的技术协助。我痛骂自己，要自己不要多管闲事。但是，以上完全不管用。
在我把桌上的铅笔都收拾干净时，我的理智已很明白地告诉自己：我和这些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就是无法逃脱这种感觉，这感觉紧咬着我，像只老鼠或鹦鹉般，使我总觉得自己疏漏了这件案子中的什么重要细节。我必须做点什么事。
我从档案柜里拿出一个档案夹。三个女人道到谋杀，茜儿、伊莉莎白和玛格莉特。这三位被害人的住所相隔遥远，背景、年纪和外型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我仍无法肯定这三件案子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克劳得尔只会把这些案子当成个案处理，我必须找出足以说服他的关联。
我撕下一张活页纸，画出一个表格，在表格上填上我想到的种种项目。年龄、种族、发色和长度、眼睛颜色、身高、体重、最后穿着的服装、婚姻状况、使用语言、宗教信仰、居住地、职业、致死原因、死亡日期和陈尸地点。
我从茜儿·托提尔开始，但很快就发现我手上的资料无法提供我需要的讯息。我得有警方的完整报告和现场照片才行。我看了一下时间——1点45分。茜儿是魁北克警局承办的案子，我决定到一楼去把档案调出来。平常刑事组很忙，今天他们应该有空帮我调资料。
果然没错。偌大的刑事组办公室几乎全空，只剩一排排的灰色铁桌闲在那里。三个警察聚在办公室深处角落。其中两个警员隔着桌上的档案堆，面对面地坐着。其中一个颀长、削瘦、双颊深陷、头发灰白的男警员跷着腿坐在椅子上。他的名字叫安迪·莱思。他的法语很生硬，带有浓厚的英国腔。他拿着原子笔在空中乱画着，挂在椅背上的夹克双袖随着他身体的动作而摆荡。眼前的这副景象使我联想起在消防队里待命的队员，虽无所事事，但随时准备出动。
坐在莱恩对面的警员歪着头看他，就像一只在笼中向外窥视的金丝雀。他个子较矮，虽然已到啤酒肚凸出的年纪，但肌肉仍相当发达。他的皮肤晒得很黑，一头浓密的黑发上了油，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像电视节目里的主持人。我猜他可能连胡子也整理过了。他桌上的名牌上写着：吉姆·贝坦德。
第三个警员坐在吉姆的桌子上，一边听他们讲话，一边低头玩弄脚上意大利便鞋上的流苏。我一看到他，心情马上沉到谷底——克劳得尔居然也在这里。
他们同时笑了起来，笑声嘶哑，像是在讲关于女人的低级笑话。
布兰纳，你太多疑了，我对自己说，镇静些。我清清喉咙，七扭八拐地绕过迷宫般的办公桌阵，向他们走去。他们安静下来，一致看着我。那个魁北克警局的警探认出是我，便微笑着站起来。克劳得尔动也不动，一点都不掩饰他的不愉决。
“你好，布兰纳博士。”莱恩使用英文向我问好。“你多久没回老家了？”
“几个月了吧。”我说。
“我一直想问你，你在老家外出时，身上是不是都带有一把AK—47步枪？”
“没有。我们通常都把枪挂在架子上。做装饰用。”
我知道他是想挖苦美国的暴力盛行。
“那里已经有室内厕所了吗？”贝坦德尖酸地问。
在这三个人中，只有莱思露出尴尬的表情。
在魁北克警局刑事组中，安迪·莱恩的经历相当特殊。他在新斯科夏省出生，双亲都是爱尔兰人，而且皆为医生。他们在伦敦受教育，搬来加拿大后，仍然只会说英文。他们希望安迪也能当医生，为了不受语言的限制，他们要求他把法文练好。
他上中学后开始变坏，喜欢到处寻找刺激，很快就染上酒瘾和毒瘾。他待在学校的时间很少，绝大部分都待在烟酒气味弥漫的地方渴酒嗑药。他成为当地警察局里的常客，每次在狂饮作乐的下场，都是被逮进警局，趴在拘留所的地板上呕吐。在一个晚上，他被人在脖子上刺了一刀，被送往圣玛莎医院急救，刀子差点就刺中颈动脉。
经过这次事件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他还是一样喜欢寻找刺激，但是方向却完全不同。他回学校完成犯罪学的学分，而后进魁北克警局服务，现在的阶级已决升至副巡官了。
他在街上混的那段岁月，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莱思平日虽然彬彬有礼、言谈温和，却也擅长处理街头事件。他熟知黑社会的术语和惯例，能够掌握他们的动态。我还没与他合作过，关于他的传言都是平常在办公室里听来的。不过，倒是从没听过有人批评过他。
“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他问着，伸手指向窗外。“你应该到户外参加宴会才对。”
我看见在他的衣领上方，有一道疤痕残留。这道疤痕光滑发亮，像一条湿濡的蛇。
“我大概不喜欢社交生活，而且，街上的商店全关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
贝坦德离开座位走过来，伸出手，对我点头微笑。我和他握握手。克劳得尔仍不理我，我想，这样最好。
“我想调一份去年的档案，是茵儿·托提尔。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尸体是在圣杰罗发现的。”
贝坦德弹了一下手指，对我说：“我记得，那个在垃圾堆发现尸体的案子，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逮到凶手。”
从眼角余光中，我瞥见克劳得尔对莱思眨了眨眼睛。这个举动细微得几乎难以察觉，却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想克劳得尔来这里应该不只是串门子，他们一定在讨论昨天的案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茜儿和伊莉莎白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