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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博戈列波夫不喜欢这位主席如此努力做委员会工作，千方百计陷害他，
甚至诬蔑他偷盗文书。他看到这位大学校长竟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来，于是
不再隐瞒他对于校长的鄙视。校长方面就说史托列托夫是“叛乱者”，不服
从长官，而且煽动教授和学生反对长官。
另外，1893年，助教戈里青公爵写了硕士论文《算学的物理学之研究》，
本学院当局拿给史托列托夫审查。史托列托夫在这论文中发现了几处错误。
但为了不让人家说他对此论文有偏见，便请求本学院当局再拿此论文交给索
可洛夫教授审查。索可洛夫完全同意史托列托夫的批评。两人于是请戈里青
修正这篇论文，并且预先告诉他，若不修正，他们二人就要做出否定的结论
来。戈里青公爵“自命不凡”不理会这二位教授的要求。
本学院当局站在这位贵族助教方面，派尼克拉索夫教授替他做辩护人。
尼克拉索夫过分热心于奉派的工作了，竟至于本学院召开的讨论戈里青论文
的会议上提议宣布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人的结论“荒谬”。那天，违反
惯例，当会议主席的，并不是本院院长，而是教育监督官加卜尼期特公爵。
这是为了帮助尼克拉索夫的。监督官参加本学院会议，是预定的计划，为了
好好教训这些自由思想的教授，为了尽可能沉重地打击史托列托夫。
可是史托列托夫和季米里亚捷夫毫不妥协。季米里亚捷夫知道了这件事
有小集团互相援引的内幕，十分气愤。他站出来用他的一切力量公开替史托
列托夫辩护。在这次辩论会中，他说：
“自从我有幸参加本学院会议以来，本学院尚未曾这般受人侮辱过。”
这封信的内容正包含着那些无理的荒诞的侮辱，为本学院所必须拒绝
的。一个人，一面请学院审查他的论文，一面竟敢审判他的审判官，判决他
们的罪状，并指示本学院以后应当怎样做。
审查报告，本学院尚未知道，写这封信的人获悉报告内容，就宣布这报
告是浅薄的，就大胆而无礼地断定本院委托审查他的论文的两位专家教授不
够资格。……写这封信的人末了又要求本院抛弃本部门专家写的对他不利的
审查报告，并将他的论文交付其他部门专家再审查。……一个依法无权的人，
这般骇人地干涉本学院措施，这般放肆批评本学院行为，一旦容忍下来，就
非明显损毁本学院威望不可。
硕士候补人戈里青公爵的这种行为是大学生活中未曾有过的。如果就此
放任，就将被人引为恶例。其最切近的后果就是每一自爱的教授从此都不愿
意审查科学论文了。因为预先知道他做了这困难而负责的工作以后，他在本
学院会议上并不可避免那种可能的侮辱，他所以为不满意的论文，其著作人
都能侮辱他。
在另一段中，季米里亚捷夫也是这样严厉打击尼克拉索夫的，他说：
我认为我有责任出来抗议尼克拉索夫教授说明书的结论，他在这结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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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学院宣布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教授的审查报告为“荒谬的”。
学院只能接受或拒绝向他提出的审查报告的结论。宣布审查报告为荒谬
的，那就等于宣布这报告内容为无知的或恶意的。但对于受学院完全尊敬的
两位教授做的这件事情，学院在道义上没有权利宣布这样的败坏名誉的判
辞。
我主张接受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教授的审查报告。我认为他们要求
发表这报告，是很好的。因为如此，本学院其他的教授，凡不够资格，不能
直接判断这件事情的，就可以免除责任，学院自然可以当教授不在的时候，
委派一个人当众辩护这篇论文，但我并不认为采取这个办法是合乎科学利益
的。……他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期待这二位专家，于仔细审查过论文并做出
否定的报告后，还认为能够以反对者资格出场参加辩论，因为辩论的结果是
已经预定了的。人们预定将此次的辩论，从当众辩护硕士论文的意义转变为
当局责罚反对者的意义。
季米里亚捷夫这般坚决出来反对大学中小集团互相援引的行为，自然不
会没有后果的。人们报复他，用种种方法妨碍他的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使
他的工作陷入非常不利的条件之下。例如，他的学生用显微镜做实验的房间，
被人家夺去了，人家换给他用木栅从课堂分隔出来的一个小角，没有窗子，
光线是从课堂透过木栅照射过来的。据著作者克·阿·季米里亚捷夫传记的
诺维可夫教授说，要在这个角度做工作，“必须待下了课以后，因此只能点
着灯做工作。因为没有房间的原故，季米里亚捷夫只好拒绝要跟他做生理学
工作的学生。他成了流动的教授，没有自己的课堂，只能借别人的课堂上课”。
1893年末，季米里亚捷夫连“流动”借课堂的权利也失去了，他只能在
一个很特别的课堂上课，其中设备很坏，甚至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育要求和
卫生要求：为了令人难信的拥挤之故，一切听课学生都喘不过气来，一半学
生什么也看不见。
莫斯科大学这样“容忍”着季米里亚捷夫，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
内被“容忍”着。
但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季米里亚捷夫仍继续他的科研工作。他始终是
活泼而愉快，从未失去达观的信心。1893年末和1894年初，全俄第九次自
然学家和医生大会在莫斯科开会，他当选为主席。在兴奋致辞欢迎济济一堂
的科学思想代表者的时候，他说这次大会是俄国科学的佳节。
季米里亚捷夫知道，他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大学以内的学生是他的
忠实朋友，大学以外则有他的读者群众。但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和帮助者，
他们的忠诚是他特别看重的。教育部高级官吏和大学高级人员，虽然不明白
像季米里亚捷夫和史托列托夫那样的科学家是当时的大学及一般俄国科学的
光荣和珍宝，但普通人民之中却有一些人，以其对于杰出的教授之帮助和忠
诚，表明他们是了解和重视前进的科学家的工作的。
诺维可夫介绍这样的一个人给我们：
在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受人迫害的时期中，差不多连最后一件仪器
也被人拿去了，连最后一个房间也被人占用了。此时却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忠
诚的人帮助他，这个帮助对于他特别重要。这个人就是管实验室的工友亚历
山得洛夫。他和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共同工作差不多四十年，共同遭遇
好几次的患难。他未曾受过教育，但有特别的理解能力，能了解克里孟特·阿
加狄也维奇所指示的一切，即使指示的话未曾说得明白，也能了解。克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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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阿加狄也维奇所构造的一切，他都当作宝贝保存下来，所以实验时所需
要的一切，他都做得出来，即使没有必要的材料和手段，亦然。这个人的工
作如何重要，只有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心里明白。这位“流动”教授，
人家“指定”他在哪个课堂上课，他就需携带他和一套容易破碎的仪器到哪
个课堂去。亚历山德洛夫替他办理一切。……学校当局方面几次迫害都不能
完全使季米里亚捷夫丧失实验设备，丧失他有名的仪器，这点应当感谢亚历
山得洛夫。
1899年，沙俄当局颁布“临时规则”。此后，各大学“闹学潮”此伏彼
起。1901年2月24日，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公开要求教育部
废除“临时规则”。
大学教授们不敢附和季米里亚捷夫这个提议。他们宁愿在大学当局起草
的告学生书上签字，劝告学生停止“捣乱”。签字的有70多个教授，但季米
里亚捷夫用示威的方式拒绝签字。
他的勇敢的抗议，给校长洪米罗夫和教育部不少麻烦，他们开始详细调
查这个“事件”。互相查询，互相通信。可是，当季米里亚捷夫拒绝在告学
生书签字的情况和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的时候，这个“事件”好像平息了。
此外，根据若干材料也可以设想一切都是很好的。
此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正在准备庆祝创立450周年纪念，莫斯科大学
当局派季米里亚捷夫作代表到英国参加庆祝，英国人欢迎他，授予他格拉斯
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可是他还未回到莫斯科来，那个“事件”已死灰复燃
了。
季米里亚捷夫在家中得到教育监督官的通知，说了一套客气话以后，请
“阁下于会客日驾临面谈”。
当时的监督官，不是别人，正是尼克拉索夫，正是这个人，以前有一次，
为了讨论戈里青公爵硕士论文时，季米里亚捷夫曾经迫得他后退，即收回他
原来提出的主张。现在季米里亚捷夫又需要同他办理更冗长的交涉了。
关于这个死灰复燃的“事件”，季米里亚捷夫会见监察官以后，在日记
中写道：
9月5日，教育大臣，根据1899年5月 25日最高命令和政府公告，以
及1899年6月21日教育部17287号通告，委派监督官申斥我，说我“不该
逃避责任，不为平息学潮去影响学生”。他是奉命口头转述申斥书的，并未
曾抄一份给我，而且叫我勿把这事情传扬出去。
这日记自然是季米里亚捷夫和尼克拉索夫见面谈话之后写的。克里孟
特·阿加狄也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