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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一样藏在里面，我们想不到，被我们发现了。第二点，大家都觉得，这个宋朝人的画上边为什么没有宋朝人收藏的图章。我告诉大家，有的，根据我们在台湾所掌握的，也是宋朝人叫做周越所写的一个字，那个字上面盖了很多图章，图章里面有两个图章正好跟《溪山行旅图》的图章是一样的，可是因为周越上面这个字清楚，所以呢，《溪山行旅图》上面，大家搞不清什么东西的这两个图章，就搞清楚了，整个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跟大家讲过，这就是《溪山行旅图》，在这个角落里面，现在看不见因为太小了，有范宽的签名，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周越这个字，上面有一个东华山房的这个印，还有忠孝之家的这个印，这两个印在《溪山行旅图》里面都有，可是没有这两个印清楚，所以大家认不出来，被我们问题解决了，被我们认出来了。所以一幅九百年来的艺术品，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被视为镇宫之宝的，被我们证实了，我们用这么细心的方法，把它的地位明确地确定，这在艺术史研究里面，我们这种确定是划时代的。虽然大家忽略了我李敖是一个艺术史的专家，我的光环太多种了，好比大家说，这家伙能说话，能写文章，能够骂人，不怕坐牢，一大堆，可是不晓得我有一个很细腻的光环，好比说对艺术史我是专家，一般人想不到。我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下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最有趣的就是我所说的暗杠，就是大家以为没有这个图章，结果它有；没有宋朝人的图章，结果它有；没有作者的签名，没有画家的签名，它有，这暗杠被我们发现了。
谈到暗杠，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在台湾有很多的人在被坏政府欺负的时候，他们能力很有限，可是呢也用他很小的力量，揭竿而起，挺身而斗，保护他的权益。这种小市民我们看起来，他们力量是这么样地微弱，可是我们认为，他们是很了不起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喻伯凯，喻伯凯是什么人？是当年在台北市信义路一个公共汽车卖票的，亭子里面卖票的，当时公共汽车来去要买票，售票厅里面一个小的服务员。有一次台北市信义路要拓宽，就把他卖票的小亭子给拆掉了，拆掉以后，他没有职业了，失业了，他就很不服气，就开始告来告去，结果到法院里面，跟法官冲突，法官就拍了惊堂木，收押，就把他关在法院下面的那个收押室里面。收押室里面关了一阵，他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呢，他就写文章到《自由中国》杂志。
当时就是由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后来雷震为了这个杂志坐了十年的牢—投诉然后找到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求情，说我当时被法官非法羁押，监察委员不要管他，可是他缠着不放，于是乎监察委员，就是所谓的国会议员，就陪他去法院查这个案子。查的时候呢，法官法警、司法警察，全部赖掉，说我们根本没有关他，没有把他关起来，哪有这个事情。这时候喻伯凯就讲了一段话，你们关了我在这个司法大厦下面地下室里面第几间的牢房里面，你们关在那里，他们说不错，这个大楼底下有这个收押的这个小牢笼，怎么证明把你关进去了？他说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墙角底下，右边的墙角底下，我写了四个字，在墙上写了四个字，什么字呢？司法黑暗，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去看，打开那个牢笼，看看那个墙角底下是不是有四个字，有没有大家去查。结果大家一起走下去，监察委员陪他下去查，房间牢笼打开，一查果然有四个字，司法黑暗，问题解决了，他果然被非法羁押，证明什么？证明有暗杠，他埋伏了四个字在里面。
我所以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就是我想起来，范宽的这个《溪山行旅图》它里面有暗杠，暗杠就是他签了名，签个小树叶子一样的名藏在树叶子底下，一般人看不到的，他签名签在里面了。这就是整个的故事，暗杠的故事，对范宽说起来，他太感谢我们这些人了，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在他画了这幅画九百年以后，我们真正地为他这幅画澄清了，证明了你签名在里面，你签了名，证明了这上面有图章，这图章是宋朝人图章，证明你这身价倍增，身价是真的，你没有被埋没，你不是无名英雄，有名可是被人家忽略了。中国有一部古书，叫做《水经注》，它是北魏的郦道元所写的，这是什么书呢？这是给中国这些河，无山不谈，只谈大川，这个和一个一个写它的历史，写它的故事，所以呢，整个的郦道元《水经注》里面，根据我的统计，他为一千两百多条河，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文章，优美的注解，注解这些河。郦道元写了一句话，他说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我再念一遍，山水有灵，如果我上面写的这个河，山河水，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是有灵的，它们当惊知己于千古，它们会想到一千年以后，一万年以后，忽然有一个人是好朋友出现了，它们的好朋友出现了，因为这个好朋友是那么样地了解它们，那么样细心地了解它们，肯用三十万字为一千两百多条河写注解，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千古以后，发现有人了解他们。
今天我告诉大家，从范宽这一个《溪山行旅图》，在台湾被视为故宫博物院的镇宫之宝，我们把它很明确地查出来，九百年后查出来，它有签名藏在树叶底下，它有收藏印一个一个盖在上面，只是台湾的学者们、专家们他们研究不出来、查不出来而已。我讲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这个图摆在这里九百年，谁都可以看到，看到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上面有图章，我们会根据我们新掌握的资料，就是另外一件古物，周越写的这个字上面的图章，来印证说是《溪山行旅图》的图章，是同一个图章。可是周越这个字上面图章是清楚的，所以盖上去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溪山行旅图》上的图章就是跟周越这个字上图章是同一个图章，那是宋朝人的图章，我们看得很清楚。换句话说呢，新的史料，新的艺术品出现的时候，会印证出新的事实。
我给大家谈过这个故事，现在再给大家仔细谈一下，什么故事呢？就是台湾有一个学者，叫做钱穆，他当年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写过一部书，叫做《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它里面考证了很多先秦诸子的身世，有一段它就谈到了孙膑跟孙武，孙庞斗法时候那个孙膑。请大家注意，孙膑这个名字根本就不通的，因为两个脚被切断了，他叫膑，他的名字怎么会叫孙膑呢？可见他是个外号，不是真的名字，孙武就孙武子，在历史上记载，他们两个人都有兵法，可是钱穆在这个《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里面考证，大家看到那考证，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就是因为脚被切掉了，没有名，则孙武殆即膑名耳，不叫孙膑就叫孙武。换句话说呢，钱穆花了那么多时间考证，就是说孙膑跟孙武不是两个人，孙膑的真名字是个外号，真的名字就是孙武，所以钱穆考证的，而史公—《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就是司马迁—亦误分以为二人也，以为孙膑跟孙武是不同的两个人，是错的。所以钱穆洋洋洒洒做了考证，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孙膑和孙武其实是一个人。
现在问题出现了，我手里拿着资料，看到没有，银雀山汉墓发现的竹简，在中国山东，叫做孙膑兵法，这当然是我们的艺术品在卖的，看到没有，孙膑兵法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西汉的墓，共出土竹简七千五百条，其中孙膑兵法三百四十枚。换句话说呢，孙膑兵法就大家看到，孙膑的兵法，竹子做的这个简，这是我们所卖的艺术品。同样地又出现了孙子兵法，也在银雀山汉墓里面出现孙子兵法，一个是孙膑兵法，一个孙子兵法，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西汉墓，一次出土竹简七千五百余枚，其中孙子兵法同时出土。换句话说，同时出土了孙膑兵法，也出土了孙子兵法，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孙膑是孙膑，孙武是孙武，两个都是军事学家，可是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钱穆做这个《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以他那么大的学问，做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说司马迁都搞错了，其实孙膑跟孙武是一个人，现在一九七二年古物出土出来，古人的坟挖出来，这个不能说谎话的，这是真的两个兵法，孙膑跟孙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证明了历史学家钱穆错了。错了来不及了，他已经出名了。
这个又不谈，告诉大家什么？就当一个新的证据出现的时候，它可以解释或者某种程度地改写，或者某种程度地推翻很多新的事实，都是这样出现的。这就是我跟大家说，在台湾我李敖发现了周越的这个字，由于周越的这个字上面有这个图章东华山房，上面有忠孝之家，有这个图章，而这两个图章，正好就盖在宋朝范宽所画的这个《溪山行旅图》的边上，而这两个图章在《溪山行旅图》上不清楚，台湾的学者专家认不出来，胡猜乱猜，结论是说，为什么宋朝人的画上面没有宋朝人的图章，现在由于我李敖拿出来周越的这个字，宋朝人的字，宋朝人的图章出现，证明了这两个图章，东华山房跟忠孝之家两个图章，就是《溪山行旅图》上面同样的那两个图章，只是周越字上的更清楚而已，证明什么？这就好像我们一九七二年山东挖坟一样，坟挖开了以后，当出现了两个兵法以后，大家没有话说了，知道真的孙膑是孙膑，孙武是孙武，是两个人。当我李敖拿出来宋朝周越写的这个字上面的图章以后，证明了我跟我的学生王裕民，我们所做的这个结论是真理，打败了台湾所谓的学者专家。同样地我们就这样解释了，整个历史就是这样子，把它解释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把它解释出来，不是吗？
我跟大家讲过，范宽这个《溪山行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