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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作者:李敖-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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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审问

    接近《文星》的人说,《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财务困难等做为

  理由关门,乃是这个坐落峨眉街的现代化书店中人和萧先生在连遭困扰和

  治安审问后的结果。萧先生的朋友又说:在去年一年,萧先生被治安人员

  请进去,至少就有过三次。

    萧先生另外出版过一种月刊《文星》杂志,经常刊载台湾和世界上有

  关政治、社会及文艺等方面的言论,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时候,

  被勒令停刊。

    《文星》杂志的主编人,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作家李敖,他的直言无讳

  的政治观点,使他成了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李先生写过二十本小册子

  和书,其中却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数几个人外,环绕《文星》的群众很少公然涉及政治。

  但是他们的朝气和探索精神,却足以触当道之忌,因为当道正把台湾圈成

  一个故步自封“中国”的最后禁猎区。

    甚至舍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不谈,光看在台湾的社会,没疑问是保守

  的,年纪大的才吃得开,年轻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盼能有机会当行,冀

  得一顾。

    从1960年雷震坐牢,到《时与潮》杂志结束,一连串的文祸都使持不

  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常遭逮捕与迫害。文星书店的关门,重新揭开了知识分

  子的旧仇新恨和那年复一年的创伤。

  
  






李敖回忆录10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10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1968年3月31日《文星》结束后,4月6日的英国《经济学人》登出报道,这一报道,国民党“新闻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内部刊物《国际舆情分析》里,有了秘密的翻译:

  台北《中央日报》曾刊出一节广告说:“购买文星书刊的最后机会。”这家台湾最富生气和最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就这样地宣布它关闭之意。上月底文星书店关闭,国民党保守派已把台湾发表自由言论的最后机构封住了。

  文星书店的开办完全为了商业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运,《文星》杂志因刊载批评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学生广泛地欢迎。该杂志曾讨论过关于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甚至论及政治自由化和给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虽然这些问题是以“中国”的含蓄方法来讨论,但在台湾谈到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虽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尔与当局官员发生冲突而致被免职和下狱,可是《文星》杂志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寿命较长,主要是因为它有朋友高踞要津。但两年前《文星》触犯了台湾不成文法,指名批评国民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并对“总统”亦有微词。《文星》杂志的登记执照被吊销一年,《文星》书店董事会改组,使之容纳更多的国民党党员。从此《文星》杂志一直不准许复刊,但《文星》杂志继续有它影响力量,并对青年成为一种吸引力。

  大约一年前,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政策的《中华杂志》攻击《文星》“走共党同一路线”。该杂志要求以勘乱时期阴谋制造分裂的理由,关闭文星书店。同年三月替补的董事名单拟定了。

  文星书店之关闭系根据最近台湾权力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其理由是禁止浪费,“改良当前社会风气”,并指令增加大众传播的爱国内容。“台湾当局”显然’害怕日趋繁荣的台湾会受到更大民主的压力,所以尽量减少台湾目前容许的自由限度。

  《经济学人》的报道,是很简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政策的《中华杂志》,正是胡秋原的杂志。胡秋原也许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效忠工作,事实上,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没有推波助澜。波澜本身还是波澜,在波澜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隐写《碧城诗》,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牖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牖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其中最沧桑的是萧同兹,他真可谓无端受累,卷入《文星》,把几十年培养的党国关系与人事关系,毁于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愿他灵魂安息;其次是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她为《文星》贡献了青春,也是无端受累,卷入别人的理想活动,赔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业,最后还家庭破碎,与丈夫和“新女性”对簿公堂,老境堪怜,依子而居,我要特别祝福这位既婉且坚的伟大女性。

  文星书店结束后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给萧太太朱婉坚,我说:

  回想十九年前,在国民党掐死《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寻,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觉——《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我写这段话正值党外杂志乱流四起、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的当口,我佩服我李敖是最准确的预言家,还算吹牛吗?他妈的国民党,真是报应啊!

  论断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之功,不管《纽约时报》或《经济学人》所登,都从正面着眼,实不足为李敖光宠,我该引一段负面观点的论断,以概其余。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登出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的长篇大论,其中“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项下,有这样的话: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台湾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当局”官吏、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台湾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地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后,的确也看到不少的沧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战友们(事实上是唯李敖马首是瞻的人们),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隔世,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自毁历史,卖友求荣,手数着钞票,脚脱离战场,不识大体地重新自文化人变回到市侩。……但是,不论怎样地浮云事变,我李敖绝不心灰意懒,我不在乎那些战友的来去,不在乎个人的浮沉,我关心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标下,我不怕孤立,照样勇往直前。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难的过程里,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对我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表现了萧同兹的大家风度,这是很令我怀念的。现在我还保有萧孟能写给我的感恩信,说:“我是多么地感谢你!”(1962年7月6日)说:“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地感谢。”(196年12月17日)虽然这些感恩,在多年以后,都被“正人君子”忘光了!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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