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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
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
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
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
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
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岜，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
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
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
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
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
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
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
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
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
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
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
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
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
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
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
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
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
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
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
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
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
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
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
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
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
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
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
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
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
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李敖回忆录8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8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转来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安心工作”，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卜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