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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
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
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
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
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
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
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
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
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
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
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博、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在台中一中的同学，转成我好朋友的颇多，高我三班的有张世民、何同纹、周春堤；高我二班的有李天培、金嘉锡、陈钦铭、蔡希灼、陈世熙、黄容；跟我同班的有陈正澄、张育宏、赵天仪、吴铸人、杨尔琳、赖宪沧、韩毅雄、王新德、黄显昌、施启扬、朱广诚、刚华民、熊廷武；跟我同届的有张光锦、孟祥协、吴文立、何西就、胡家伦，何铠光、李耀祖、张仁龙、庄铭山、赵秀雄、林益宣、李仁、谭伟力、李述古、李华竣章含精、任建园、马安国、宋世源、李咸林、姚嶂、江合祥、程国强、徐武军、胡业纯、陈振威；晚于我的有李文岳，丁善奎、吴杰人、陈瑞洲、张宏谋等。最有趣的是林正方，他在一中，以留级出名，从高我几届到低我几届，算也算不清了，他是个有趣的人，只是太粗线条了。
李敖回忆录5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
5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明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顺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后，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绩足以分发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此班的（如陆啸钊等人）；有的是因入学成绩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并且知道我们这班是第二届，头一年还有一班第一届（苏秋镇那班），两届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当时考大学是四校院联招，四校院是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我们这一百五十人考试成绩都在后面三个学院学生之上，却不能如他们那样念四年。戴方帽子，当然群情愤激，认为无异上当。班上同学谢世闻，以“陋闻”为笔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谈台大的法律专科》，就指出“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以上种种，经同学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们“刑法总则”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我们“中国司法组织”的徐世贤（李无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从善如流，赞成改制，于是，法律专修科决定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原有的法律系改为法学组，一百五十位同学闻讯欢喜，一两年的怄气，顿时一扫而空。
我个人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由于胡家伦为我恶补数学，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我告别了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之尤也。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溢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爸爸当时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