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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就说道：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空白……表面了中国科学水平在下降，意味着中国科学事业的危机。原因何在？中国科学家的智力水平低下吗？不！是中国科学政策出了问题。这问题主要是过于偏重科学的实用价值。这种偏向不是一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吴大猷先生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呼吁了几十年，没有得到来自政治的反响。
现在中国经济不发达，要求科学家为推动经济发展作贡献无可厚非。但以降低科学水平为代价争取经济增长未必明智。不仅利用别国成熟技术的后发优势将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丧失，甚至由于科学水平差距拉大利用公共科学原理发展技术的机会也会落空。科学不只是人类适应生存的手段，更是人性本质力量的反映。发展科学是成就人性的一个及重要的方面。……………引自《书摘》1998年4期
扼杀创造力
中国的实用主义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所付出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是急功近利的。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形而上的精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在中国的，因为相对论换不来一个养鸡场或是一条制造帕萨特轿车的生产线，中国人要求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是实用的、物质化的。陈景润之所以出名，实际上根本不是由于他算出了什么“歌德巴赫猜想”，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获得了世界数学界的认可，仅此而已，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歌德巴赫猜想”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们不会认为陈景润做出了“歌德巴赫猜想”是体现了一种人的形而上的思维本质力量，而是他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为咱中国人赢得了面子。至于陈景润计算出的是“歌德巴赫猜想”还是“巴歌啼叫猜想”，这与我们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近几年来，我之所以不再从事为中国企业做策划的事宜，其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国的很多企业缺乏信誉，他们在获得了你为他付出的辛劳并大获益处之后，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你报酬；二、中国的企业家缺乏真正的品牌意识，他们根本就无法容忍一个品牌的构成需要一个打造过程，他们花出去一分钱恨不得马上就要赚回一百块。这很像我们的中国足球，换教练就像大款换“小蜜”一样频繁，聘用一个教练必须在短时期内冲进世界杯或者获得甲A冠军，因此往往等有些洋教练连时差都还没倒过来输了两场球就“下课”声四起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太长久的规划，领导们只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有所业绩以便能当上更大的官，所以“短、频、快”就成立中国的一大特色。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的创始人王选先生指出：“……只有一个集体长期多年积累的奋斗，加之出类拔萃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批努力奋发的人才，才可能在国际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成果。”……………引自《书摘》1998年4期
一个本身就缺乏形而上精神的国家，再加上急功近利的短视症，我们无法突现有创造力的世界性贡献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而且我认为更要命的是，当原先一代人渐渐老去，当后一代独生子女为代表并从应试教育的强化模子里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他们是否拥有超越他们前辈的创造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承认，这一代人比老一代拥有更多的知识和视野，但在人性上却比上一代人脆弱很多，而且他们的“成功”之路往往也是消融他们自身的过程。为了写这本书，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最多的是这些学生自己写的文章，令我非常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活得非常压抑，他们大都是在一种被剥夺自我的状态下生活着，麻木与消极、悲观与厌世是其共同的特征。在这些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谁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信念，个个似乎都在期待着尽快完成父母和学校予以他们的目标…………考上大学，似乎考上大学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真的怀疑，如果这真的是这一代人普遍心态的话，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不仅如此，我们不仅用应试教育的模式把所有人捆绑到了一辆战车上，而且我们应试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扼杀个性和想象力的教育。一个叫洪兰的台湾人，他九十年代以前一直在美国教书，1990年他回到台湾教书，而他的孩子也同时回到台湾读小学，然而，麻烦便开始出现了：
1991年我回台湾教书，我的孩子插班去读小学三年级。第一次月考时，满堂红，全部不及格。令我惊讶的是，他对考试不及格忿忿不平，认为问题不在他而在老师。我把卷子拿来细看，发现标准答案非常死板，完全不让孩子有想象的空间。例如，自然科的考卷中有一道问题：蚯蚓喜欢生活在（1）沙滩（2）大树下（3）菜园里（4）水沟中。标准答案为（3）菜园里，但事实上任何阴湿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蚯蚓。我儿子选了（2）大树下。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家，后院有棵水蜜桃树，每年夏天果实累累，常来不及吃就掉下来，在地上积起厚厚一层烂桃子，因此大树下真的有无数的蚯蚓在那里钻动。所以儿子很自然地就选了大树。数学没及格的原因是他做除法的方式与台湾老师所教的有一些不同，答案是对的，但是写余数的方式台湾与美国的写法不一样，老师全部给他半对，扣去一半的分数。
孩子心中一直忿忿不平，认为老师不应该扣他分，因为他认为只要他会做，得到同样的答案，用什么方式应该是他的自由。在往后的三年里，他的这个想法给他带来极大的苦头。因为他一旦学会一个方法，便会始终用同一种方式去做题目，每次都想找捷径，尝试新的方法。对标准答案他也很不能接受，常去找老师争辩，最后的结果是老师不喜欢他，同学也不喜欢他，上学变成很痛苦的事。他开始逃学，发展成身心症，一上学就生病，不上学就好好的，闹了很多年，最后回到美国学校上课才解决。
这件事令我对创造力开始深思。在大学课堂上，我常对大学生的被动与听话感到惊讶，现在我知道其来有因；他们从小将被训练成这样，只有熟背标准答案的人才能通过层层考试的关卡，进入国立大学就读。每次看到埋头猛抄笔记，对老师的话全盘通收，对书本的看法更是深信不疑，我就感到很忧心……
所以我开始寻找有关创造力的思考方法的书，想把它引介到台湾来，因为在现在的世界里，墨守陈规是会被淘汰的。我们已经脱离了以往替别人加工、代工的阶段，现在要能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反淘汰，才能生存，而这个改变必须要从学校做起，从教育中去启发与鼓励创造力。
…………《不同反响的创造力》【美】罗伯·史登堡著洪兰译
我之所以选用一个台湾人的这段文字来阐述一种现象，不是因为大陆没有这样的例子，相反大陆教育在这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使我感兴趣的是，洪先生通过自己儿子在两种不同教育环境下所发生的碰撞，引发了他对如何培养一个人创造力的浓厚兴趣。由他翻译的《不同反响的创造力》一书，已经由中国城市出版社于2000年在大陆出版。
一个类似的例子曾经发生在上海的一所小学里：
在一次春游活动中，老师给六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道以“春天”为题的作文。回来后学生们纷纷交了作文。61名教学生中大多以“春天好”为主题，赞美春天的和风细雨、花红柳绿。惟有学生王晓的作文与众不同，认为“春天并不好”；春天细菌繁殖旺盛，春天易流行感冒；春天雨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很烦人，像个爱哭的小姑娘，总也止不住……结果，他受到了严厉批评。老师认为：“古往今来一些文人都夸春天好，说春天不好是动错了脑筋，胡思乱想。”
……
——引自《文汇报》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中，我们一贯是以所谓的标准答案来作为教学标准的，学生很少有发挥自己想象的余地，就像上述例子中学生必须选择蚂蚁在菜园里、春天只能赞美而不能说不好一样。我们从小就被剥夺了自我观察和怀疑的能力，我们对书上所说的一切视若神明。我们的绝大多数老师在上课时完全是一种机械式的照本宣科，我们脑子里装的是被格式化的语法逻辑，因此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类似“幸福不是毛毛雨”和“你的嘴边挂满了风暴”这样的词句。于是我们有的专家们就站出来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幸福怎么可能是毛毛雨呢？毛毛雨和幸福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病句吗？是谁在玷污我们的语言？驳斥完后专家们便开始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向世人庄严宣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所谓“前苏联”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有“前苏联”的话，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就应该有“现苏联”，然而“现苏联”是不存在的，所以“前苏联”的提法就是错误的！说完，专家们自我感觉非常神圣，因为这又产生了一项伟大的学术成果，所以升副教授就应该没问题了。
说真的，我有时候实在是不明白，中国居然有那么多学者一辈子吃饱了撑的去研究这么些无聊的东西，一部《红楼梦》把多少人折腾地五迷三道的，又是考察曹雪琴究竟是什么地方人啦，又是建立“红学会”啦，恨不得把《红楼梦》里的每一个字都要说出个道道来。这种毫无创造性可言的考古式学问是中国学术界多少年来的一大固疾！我们似乎对往昔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未来的梦想；我们似乎对先人的崇拜大大超过了对来者的期盼，我们似乎对为他者作注解的热情大大超过了雕刻自我的冲动，我们一直把唯独我尊视为一个人狂妄的象征，我们常常把枪口瞄准那些展翅飞翔的“出头鸟”，我们经常生怕自己强壮一些之后被众人的眼光屠杀；我们经常由于说出自己的话语而被众人的唾液淹没；于是，一切在波澜不惊中稳如泰山，一切在心照不宣中互不侵犯，于是中国人就成了世界上最整齐的第三纵队，随着别人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