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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神圣的音乐
过去我们往往对音乐不普及感到头疼，但音乐普及了，并不表明孩子就能与大人一样听懂整部交响乐作品和歌剧作品。无拘无束是孩子的天性，而孩子行动的随意性又很强，让他硬着头皮坐下来听长达半个小时左右的交响乐和协奏曲，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不如让他听一些短小精悍的小品。而把孩子带到正式的古典音乐会上与其说“让他感受氛围”，不如说是让他受到拘束。当然，儿童要接受音乐教育是理所应当的，但不是在演出交响乐和协奏曲的音乐会上，而是在专门为儿童举办的普及音乐会上，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在加大普及音乐会数量的基础上，家长和学校对儿童应该首先做好欣赏音乐会基本知识的教育，这样双管齐下才能让儿童有自己听音乐会的天地。当然，在古典交响乐音乐会、歌剧和芭蕾的演出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儿童免进，但是家长应该懂得这样的音乐常识，避免带孩子来看他内心不可能接受得了的演出，这也应该是观众基本音乐素质的一个体现。
提高音乐素质不是只是聆听大师的演奏，而是随着大师们的演奏进入音乐氛围，受到音乐的感染。如果没有好的音乐氛围，即使你来听音乐会也会带回去不少遗憾。本报曾经推出“文明只差一点点”专栏，呼吁市民提高素质，共建靓丽北京。从这场音乐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文明差得还不止一点点，在北京和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今天，这方面的文明建设尤为重要。
伦兵是我一位比较熟悉的记者，作为记者，他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报道各种文化艺术新闻的同时，他经常不忘时时提醒着我们要提高自身的素养。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素养方式，如果你缺乏素养就是缺乏一种对艺术理解的道德法则。而缺乏这种道德法则的人就往往连一个计时的文明者都做不到，他们在破坏道德法则的同时也在对艺术进行破坏。我曾经说过，看一个民族的素养如何，你只要走进音乐厅就会一目了然。我认为此话并不夸张，因为对艺术的真正欣赏和对艺术的尊重，绝对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体现。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在国外，一场芭蕾或是一出音乐剧在一个地方竟然能连续上演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事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几天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到一位嘉宾说起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刚从维也纳回来，有一件事让他十分感慨：一次他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纽仑堡的名歌手》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剧场休息时他与这位老者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那位老者告诉他，他已经是第25次来观看这部歌剧了！
25次！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在欣赏瓦格纳这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歌剧中，他或许因为白天工作的劳累而瞌睡过，但他绝不会发出一点声音，他就这样每次静静地坐在那里，与瓦格纳的音乐进行灵魂的沟通。
2003年2月6日晚，在意大利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里，由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先生作曲的交响作品《最后的乐园》，正在被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交响乐队演奏着。这首以中国安徽民间葬礼音乐为创作素材的交响作品，正第一次飘响在意大利罗马的上空。当该曲演奏结束后，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呼唤声和跺脚声。音乐会结束后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院长对叶小纲的作品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音乐会中，依然是《北京青年报》的伦兵先生，发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当《最后的乐园》开始演奏后大约一分多钟时，听众席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手机的鸣叫声，即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人怒目而视。手机声立刻停了，音乐会继续进行。有趣的是，当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发现，那部手机一直在刚才这位听众的座位边上的地上躺着，无人认领。伦兵说，“也许是带手机的人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而我则说，知羞而后儒。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知耻也不知羞，那么一切试图解决问题的路径就被堵死了。记得我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一次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以及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整个音乐会过程中，恋人们在不断地窃窃私语并不时的传出几声“国骂”，而那个八岁的小孩却一直在他方圆十米的范围内进行着“田径训练”，期间还不断地传来他母亲那类似马俊仁似的叫喊：跑啊，你还跑，回来，再跑，揍你啦……
我不知道人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来欣赏交响音乐的。记得卡拉扬在他临终前曾经不无自豪的说：“任何能与音乐终身相伴的人，上帝已经给予了他最大的恩赐。”说完，这位曾经长期统治着柏林爱乐的指挥帝王，便微笑着离开了音乐和他的音乐生涯。窗外，莫扎特的安魂曲正在飘向另一个空间中，迎接着卡拉扬那不灭的音乐灵魂……
与卡拉扬比起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并不要求上帝给予我与音乐终身相伴的那种恩赐。我只想在一次难道的机会中能让我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那种瞬间的恩赐，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办不到！背后的“国骂”仍在继续，那孩子已经从跑步发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头，起初忍无可忍的我只是不断地向他们怒目而视，想必这一下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我错了。因为对于一个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人来说，你的怒视不但起不到一种警示作用，相反会引来一种更大的灾难。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还一个劲地给他吃王八蛋，那么你不仅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相反，你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一场更大灾难的并发症。
结果是不出我所料的。随着我一次次的怒视，那位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发话：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这人是不是有毛病？紧接着那恋爱中的男人也开始了：丫挺的，再看，把你丫哄出去。
而此时，舞台上音乐依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精神被短路的感觉。就是说此时你的大脑中所有的神经有一种突然被拉断的感觉，其具体表现是：思维没了，左右脑被胶在一起，头动弹不得，身体僵硬，四肢发软，眼睛发直，张口结舌，同时汗水正偷偷地从你的每一个毛孔里向外扩军……
马泽尔依然在挥动着他的指挥棒，气宇轩昂；而法兰西民族也正在表现着他们的从容与潇洒，而此时的我却像是一只被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也许此刻我最庆幸的，是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指挥家，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一个指挥家，无疑对音乐是一种玷污。1980年，当我那时的老师汤沐海要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非常沮丧，因为他一走，我想当一个指挥家的梦想就会破灭。很多年以后，汤沐海回到了中国，并担任起中国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但是我一直就不敢去见他，尽管我的办公地与中国交响乐团近在咫尺。我不敢去见他是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与他见面：商人？学者？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游民？我总感觉在精神世界中我已经无法与汤老师沟通了，从一种神圣的角度上来讲，我已经堕落。
后来汤沐海辞职走了，他的前任陈佐湟也早已离去。他们为什么一个个的相继离去，我不知道。或许，在这块土地上，音乐依然无法神圣？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相反，我或许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民族主义已经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世界观。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一份子，我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要被别人视为“三等公民”，穷一点，是无所谓的，物质是可以被创造的；但人不能因为穷一点而失去素养，而一个民族也不能因为不是富国而变得没教养。因为有教养的人，才能被世人尊重。不知道我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荐的那本《我是韩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到：
三年前，我也去过美国。那天下午4点，在华盛顿一个大的广场，绿草如茵，阳光刺眼，一个美国人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换上运动服，开始跑步，换下的衣服就扔在那里，这是，活泼的小松鼠靠近我，枪着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头，眼眶里立刻噙满了泪水。这阳光，我嘟嚷一句。
实际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着我脑海中祖国的贫穷，眼前的宁静平和对照着我脑海中祖国的嘈杂与纷乱，眼前清醒的空气也遮不住脑海中祖国空气的浑浊。
我为祖国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话语是真诚的，他的眼泪、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种对祖国深深的爱和期望。因为一种对现实状态的痛苦不满要远比一种虚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实际的价值。我们的民族应该长大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一切而承担一种改变历史的责任。《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给了我们一种实话实说的现状，而有这种感受的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华的人，他说他一共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为他爷爷在日本使馆工作，那是他还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公共厕所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