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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但也高兴汪精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陈璧君按照汪精卫的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参加革命。
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１９１１年１２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著他。从此这对经过革命生死考验的革命夫妇正式成婚，以后两人再没有分离过，直到汪精卫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８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总理遗嘱的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存在，满清政府的手中还握有比革命军更为强大的军队。这时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武力对决的手段，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流血的“南北战争”，胜者用武力统一中国。如果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中国就有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和平的议和方法统一中国，当时和平议和的关键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南北战争”能够避免吗？人们把视线聚焦在袁世凯身上。
现在中国人一提起袁世凯，就条件反射地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窃国大盗”的形象，简单地把袁世凯划为开历史倒车的人民公敌，但实际上的袁世凯并非如此简单。由于袁世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的敌人，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对袁世凯大加诋毁，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充满权力欲的野心家，一些历史书还误传袁世凯出卖谭嗣同等人的恶迹。其实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远大于孙中山。在清末，袁世凯就象当年苏联的叶利钦一样，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后期的诸多改革，多数出自袁世凯之手。在叶利钦上台以前，谁会预测到他会从民主的旗手变成独裁的君王呢？袁世凯也象叶利钦一样，上台前也曾赞美声一片。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国体。对于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国该采用什么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本来是梁启超等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也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于独裁的权力。最后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政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如果说袁世凯有什么“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袁世凯出任第一任中国民国总统，并非窃取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是当时的众望所归。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于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会当初的平均地权、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满足于打倒满族人政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里。随著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标志著“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１９１４年７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反袁运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并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精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企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之所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征召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于国家而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军。孙中山开始著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
１９１７年苏联成立以后，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苏联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国家。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以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条后，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于是孙中山开始在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１９２４年６月创建了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出任校长。
由于孙中山接收了苏联援助，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山答应了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以及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