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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介石下野。１１月１６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蒋介石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精卫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日本政府于１２月１１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精卫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但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卫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１２月８日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汪精卫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著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据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精卫“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精卫于１２月１９日到达河内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