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１９３８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