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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做替罗马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深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花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宫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美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高贵出身”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子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子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遗体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了医生最后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感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的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裆”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美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做一种美学的象征，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子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具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出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体，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塞骑上的战刀。在遗体的旁边，身穿重孝，浑身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忿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令，把还在散发着垫木的气味、打着铜箍、盖着红罩的棺材抬走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命令立即盖棺，在那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家中那么多花散发出的味道使得空气都变得稀薄了，他似乎看到父亲的脖颈上出现了最初的紫色痕迹。他在宁静中仿佛听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人到了这个年纪，活着也烂了一半。”在盖棺之前，费尔米纳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亡夫手上，然后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就象平常她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地讲话时做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
听了这话，躲藏在社会名流中的费洛伦蒂纳·阿里萨，感到象是在体侧被击了一枪。费尔米纳在最初吊唁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其实，在处理那天晚上的紧急事故中，谁都没有他出现得及时，谁都没有他更起作用。是他把满满当当的厨房发排得井井有条，使咖啡得以充分供应。当从邻居借来的椅子不敷应用时，是他从别处弄来了椅子。当室内摆满了花圈时，是他命令把余下的花圈搬到院子里去。他为奥利贝利亚医生请来的客人端去了白兰地，那些客人是在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的高潮时听到噩耗后急急忙忙地赶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芒果树旁围成一圈坐下，继续吃喝作乐。当鹦鹉昂着脑袋张开翅膀半夜出现在饭厅时，他是唯一及时作出反应的人。鹦鹉的出现，使全家人不寒而栗，因为那仿佛是惩罚性的遗赠。阿里萨抓住鹦鹉的脖子，不让它叫出荒唐的话来，并把它放入带罩的鸟笼挂进了马厩。这一切，他做得是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介入了别人的家务，相反倒认为他在那个家里遭受厄运的时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严肃的老人。躯干消瘦而笔挺，棕褐色的皮肤上汗毛稀少，白金架的眼镜后面藏着一对贪婪的眼睛，末端粘得很好的罗曼蒂克的小胡子已有点过时。他的最后几缕鬓发往上梳着，用发蜡紧紧贴在闪闪发亮的头顿中央，似乎这样就最后解决了他的秃顶问题。他的天然的文雅和郁郁寡欢的举止十分讨人喜欢，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顽固的光棍汉身上的两种可疑的品德。他花费了许多钱，用了许多心计，费了好大的力气，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在当年的三月份他已满了七十六岁，而且他在孤寂的心灵中深藏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他爱得更深。
那天，尽管六月的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从听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消息起，直到晚上，他还是穿着惯常穿的衣服。深色的呢料坎肩，衬衣的硬领上系着丝带结。戴着毡帽，手热一把兼做拐杖的黑绸伞。黎明时分，他从守灵的地方离开了两个小时。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胡子修聋得整整齐齐，美容洗发剂的香气四溢。他换上了一件黑呢料大礼服，这种衣服他平时一般不容，只有在参加葬礼和出席圣周弥撒时才正式穿用。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硬翻领上别了艺术家的带状饰物，头上换了一顶蘑菇帽。他还是带着伞，但此时已不仅是出于习惯，而是因为他估计在十二点钟之前肯定有雨。他把下雨的迹象告诉死者的儿子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以便让他考虑是否有可能提前安排葬礼。他们也真的试图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知道阿里萨出身于船主家庭，本人是加勒比海内河航运公司经理，对气象是个内行。但是他们无法及时在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乐队，以及各宗教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大家早已同意在十一点举行葬礼，可仓促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协议。这样一来，那次历史性的安葬仪式便被一场倾盆大雨弄得狼狈不堪。咕吱咕吱地踩着泥水到达家庭陵墓的送葬者寥寥无几。陵墓的庇护者是一棵欧洲木棉树，繁茂的枝叶一直探到墓地的墙外。就在同一棵木棉的树荫下，在墙外被指定埋葬自杀者的一座小墓上，前天下午，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埋葬了阿莫乌尔，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他的爱犬和他同穴安眠。
阿里萨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到达墓地的人之一。他连内衣都湿透了。他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爱护着自己的身体，生怕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