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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一位新的母亲并且是尊贵的母后，年少的天子更多地感到敬畏，大概成年以后的天子，还会把这种敬畏变成后怕和胆寒。
登基典礼只是担任天子这一尊爵的第一道手续，灵帝在大臣们的安排下，又办完了其他的手续：二月十三辛酉日，葬孝桓皇帝于宣陵。二十二庚午日，拜谒高皇帝庙。二十三辛未日，拜谒世祖庙。在接受了本朝的传统教育之后，施民以恩惠，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位及帛物。闰三月十五甲午日，追尊自己的祖父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皇后；追尊生父为孝仁皇，封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如此，便将自家的宗法谱系与国家的大统合而为一。这些，只有天子感到游戏般的新鲜，大臣及士民们皆知是惯例。不过，新天子的即位毕竟给本朝的政治带来了希望，特别是与那些对本朝抱有极大责任心的士人，莫不延颈以望太平。
这种希望并不来自天子本人，由于本朝列祖列宗的短寿，很多臣僚经历过两至三朝乃至四朝，大统延续过程中诸多见怪不怪的事，至少在他们的心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即天子仅仅是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玩偶。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本朝的各种势力集团，能否自觉地遵循本朝的祖宗之法，能否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出任宰臣。
希望来自这样的消息：本朝拜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并由前长乐卫尉王畅出任司空。
这意味着，朝政又回到了士大夫的手中，因为太傅、大将军、司徒均为本朝尊职，参录尚书事即掌握了本朝的中枢机构、天子的秘书处――尚书台的政务。胡广是一位恭色逊言、明哲保身因而能历数朝的大臣。尽管是个老滑头，但他与各种势力妥协的背后，却是为了坚持本朝的政纲。窦武虽以外戚而登尊位，但其人年少即以学问和德行著称，有名士风范；在位时征辟名士，治家严谨。他与以前的几位大将军，特别是与那位历孝顺、孝质、孝桓三朝、有“跋扈将军”之称的梁冀截然不同。他的品行被士大夫们视为同志，而他的地位又被士大夫们视为依赖。王畅一直是士人的榜样，当初陈太傅举荐他时，给他下了十个字的评语：“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至于陈蕃，则是本朝道德文章的化身、士大夫的领袖、有能力将一个儿皇帝教导成尧舜明君的老师。他的政治主张，是本朝宪法中一切崇高和美好文字的体现。他在实现这些理想的过程中，非常固执、强硬地不与任何势力妥协，这种刚性的政治作风，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道德和舆论威望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仇恨与阴谋。这一点，是本朝吏民们对政治清明充满希望的时刻忽视了的一个潜伏的危机。
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甚至很敏感于这个危机的人并不多。陈蕃的固执与强硬并未使他盲目乐观或刚愎自用，七十多岁的老臣有着超乎常人的宦海经验，他最早注视着危机的发展，注视着他的敌手，并积极地寻找时机。
建宁元年（168）的六月，天子接受了窦太后的懿旨：录定策功。封窦武、曹节等十一人为列侯。大将军家族封侯者最多，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侄子窦绍、窦靖分别为雩侯、西乡侯。他知道，所谓定策功，就是赏赐拥立他为帝的几位大臣及其家族成员。在太后看来，这是维护窦氏家族地位的重要决策。窦武及其子侄的封侯自是必要；曹节有北迎灵帝之功，封长安乡侯。更重要的是，他在孝桓皇帝时，就已成为宦官首领，是窦氏左右皇帝所要拉拢的人物；而陈蕃则是维持朝纲、笼络士大夫的依靠。此外，太后对陈太傅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陈蕃当年坚持以窦氏的高贵门第为立后的根据，孝桓皇帝会将他最心爱的、但出身寒微的女人田圣立为皇后。因此，封陈蕃为高阳乡侯。
灵帝不知道太后的良苦用心，他只是感到在窦武、陈蕃和曹节这三个人当中，惟有曹节给了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大将军与陈太傅对他的教训和管束让他敬畏。他从心底里想逃避他们，逃避他们威严的目光，逃避他们无休止的大道理，逃避他们安排的经学功课的礼仪演习。他喜欢和曹节以及王甫、郑飒、奶妈赵娆以及一大帮女尚书们在一起，他们每天都能让自己吃到从未吃过的东西，玩从未玩过的游戏，发自己从不敢发的脾气，说自己从不敢说的话。他想自己的家，想自己的母亲，因而更想从他们这些人身上找到补偿。
灵帝更不知道的是：这次录定策功，竟开启了那个潜伏着的危机。
就在封侯的圣旨下达之后，发生了两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涿郡有一位名叫卢植的布衣士人向窦武递交了一封书信，信中的言辞非常直切，指出窦武接受侯王之爵是名不符实、贪天功为已有。因为窦氏尽管作为天下聚目而视、延颈以望的宰辅，但定策拥立灵帝这件事并不是依据了立长立贤的立储原则，而是依照皇室的家谱作出的选择，无甚功德值得称言。卢植还以本朝国嗣屡绝、四方盗贼纷起、朝中人事错综复杂等为借口，提醒窦氏保全身名，辞去封赏。
卢植的这封信不亚于一位巫师对诸多危机的预言，可惜的是，大将军没有重视这封信。不久的将来，大将军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卢植也为挽救他的预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是后话了。
卢植作为一个布衣，竟敢向尊贵的大将军直陈言辞，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像卢植这样的士人，不管是在野还是在朝，都不希望大将军是一个外戚大将军，而应该是一个士大夫大将军。本朝孝殇皇帝以降，皇统屡绝，国柄或归外戚，或归宦官，朝纲紊乱，积重难返。就封赏爵位来说，其道德依据已经丧失，受封者多为外戚、宦官之亲党或通贿权奸的虚诈之徒，故而接受封爵，往往被视为接受了一种耻辱。
眼前的这位大将军虽然和以往的大将军不同，但他毕竟与卢植或其他士大夫的出处不一样了，他有一些与他的太后女儿相同而与士大夫们相左的想法，或者他有更多的考虑，或者他过于自信。
无独有偶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太傅陈蕃，一连十多道奏章，向太后辞去了爵位，他的理由正大而谦逊。他说：“臣闻割地之封，功德是焉。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若受爵不让，掩而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是孔夫子的话，不过陈太傅所说的“道”，却饱含了反讽。
冲突的前提，是阵营的形成，这件节外生枝的事，使得双方都关注起彼此的阵脚。
在一次例行的处理政务会议之后，陈太傅请大将军私下议事。
“大将军，时下大统已继，百废待兴，天下名士，皆思奋其智力。前朝为奸佞所黜贤良，如李膺、杜密、尹勋、刘瑜诸位，现已起用，可谓既从人望，而德归太后，太平之志可申矣！”陈太傅说。
大将军听了连连颔首。
太傅见大将军流露了态度，便将坐席向大将军移近了一点，又说道：“曹节、王甫等人，自先帝朝起，就操弄国柄，浊乱海内。如不趁早除之，将来恐难以对付啊！”
窦武听了，向太傅揖拜道：
“太傅有此忠正之言，实乃汉家的福祉。太傅之意，深合我心。”
太傅面露喜色，以手拍席，奋然而起。
大将军的性格和太傅不同，他似乎更加谨慎、持重。但他缺乏果断与刚毅，因而他的谨慎与持重就掺杂了犹豫和迟钝。
他开始一步步地安排实现他与陈太傅商量好的事。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多次会议，与会者有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以及孝桓皇帝朝被废黜的著名官僚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从事中郎苟昱、颖川名士陈？等。
外戚与宦官，一直是本朝干扰士大夫行政的力量，孝桓皇帝从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国柄后，立即交给了宦官们。现在，外戚毕竟与士大夫们合而为一了，他们开始对付共同的敌人。
窦太后是个有远见的女人，她知道依靠自己这个久居禁中的妇道人家，或者手中的儿皇帝，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治理一个国家，光靠权势不行，必须依靠官僚士大夫们。他们熟谙行政的技术过程，明晓君臣大义，尽管有的时候鲠直得过于迂腐，一点儿不会察颜观色。然而太后又是个典型的女人，好虚荣，喜欢享受权势。这种感觉，只有从她周围的宦官和女尚书们的谄媚中得到。而且，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帮同她共同生活于皇宫大内之中的奴仆们，与皇宫之外的帝国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们，竟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几个月来，她已经多次在被侍候得舒舒服服的情形下，将爵位、官职当作小玩意一样赏给了几个宦官和皇帝乳母的亲朋好友们。当然，每次封赏都以天子的名义，并在天子的监督下，由掌玺大臣盖上御玺后发布。这个习惯后来被灵帝不折不扣地继承下去，并有所创造。这又是后话。他们都不太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重器，对于亲近宠近的奴仆或亲戚，可赏之以财，但决不可授之以爵。
时已八月，洛阳城中秋风萧瑟，凉透单衣。
陈太傅有些等不及了，他是个政治洁癖，希望像扫地一样处理国家的政务。太傅的名望，来自他十五岁时的怪异行为。那时他闲处一室，听任院子里杂草丛生。有一天，父亲的朋友、郡中功曹薛勤来访，见状便对他说：“小子！贵客到此，为何不好好地洒扫庭院？”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能扫此一室？”
陈太傅说出了一句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