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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老，”他呜咽说，“北方已经完了，江南也未必守得祝一旦贼兵南下，扬州必先受其锋。晚生今日一去，说不定就是永诀了。
莫非竞不肯听此最后一言么！？
钱谦益本来打算扯回衣裾，听了这句话，心中微微一震，不由得又站住了。这当儿，郑元勋已经泪流满面，但仍旧强忍着悲咽，坚持说下去：“前辈切勿误会，以为元勋砼守成法，不思通变。其实社稷残破至此，元勋亦深知立君以贤，方有复兴之望。惟是如今江南之局，内有各怀私利之勋臣、大铛，外有拥兵自雄之将帅。此数辈跋扈骄横，与我辈素不同心。即以史公之贤能，恐亦未必能制御之。
是故迎立之事，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口实一成，祸乱随至。今福藩为神宗本支裔孙，名正言顺，倘使舍之而改求，岂非适足授人以柄？
万一彼辈乘机煽惑，闹将起来，局面如何收拾？弄不好，更会兵戎相见。到其时，不待贼兵南下，江南恐先成血海！我辈亦因一念之误，而成千古罪人。晚生连日思念及此，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是以不得不沥血陈辞，万望前辈三思复三思！
“
郑元勋说完，俯伏在地上，一边不断地叩头，一边放声大哭。
他哭得那样凄楚、伤情，使人觉得，他的肝肠随时都会为之断绝似的……钱谦益那扯着衣裾的手放松了。他皱着眉毛，咬紧牙齿，久久地站着，不动，也不说话。
七
“学生请二位来，是意欲有所请教：这‘七不可立’的公启，弟已拜悉。惟是日前商议时，未闻此说，不知所据何来，可属实么？”
史可法说这番话，是在郑元勋与友人们道别的同一时刻。吕大器在家里接到史可法的传请，因为无法知会钱谦益，只好带着雷演祚匆匆赶到兵部衙门，并在签事房里见到了主人。
“这个，是弟近日派人查访所得，绝非凿空之言！”吕大器拱着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位小个子大臣秉性强悍，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是绝不会再踌躇反顾的。事实上，为着免得再在道义的争论上花费时间，吕大器甚至决定，把事情的真相密守在最小的范围内。除了当初参预定计的三个人外，其余一概不予透露。所以，刚才他回答史可法的那句话，其实已经耍了一个花招，即故意避开是否“全部属实”的查询，而使用了“绝非凿空之言”这么一种比较含糊笼统的措辞，显然是打算为日后留下回旋余地。不过，史可法是十分机敏的一个人，要糊弄他并不容易。
所以，坐在旁边的雷演祚一边听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主人，生怕对方听出那句话的破绽。
“唔，愿闻其详！”史可法不动声色地追问。
吕大器捋着胡子，定了定神，开始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先谈了一通福王的“不孝”，接着又说到“贪”——这也是同雷演祚事先商量好的。因为福王在逃难时，走失了母亲，以及过去曾经偷拿老福王的宝物那两件事，虽然真相还不大清楚，但只要确有其事，对方就无法赖账。至于原因，是可以编造和发挥的。眼下，吕大器就是用这种办法，突出几件有比较明显依据的事实，详加叙述和渲染，其余则粗略地带过。在说明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时，却极力朝坏的方面引申，从而得出福王品性顽劣，行为乖张，实不宜于奉为君主的结论来。吕大器并不特别善于辞令，但气质刚横，说话尖锐激烈，斩钉截铁，隐然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使人听来，较之那种甘言巧辩，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
高亢、雄辩的话音在四壁问嗡嗡回响着。终于，吕大器把“七不可立”的依据罗列完了，签事房里复归于一片寂静。史可法只顾拈着胡须，老半天没有表示态度。
雷演祚在旁边开始感到不安。事实上，在立“福”还是立“潞”选择上，史可法始终有点举棋不定。这一层，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串同制造出“七不可立”之说，主要固然是为着对付拥“福”派，但也未尝没有试图促使史可法早下决断的用意。现在看见对方仍旧犹豫不决，雷演祚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同吕大器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转向主人，微微前倾着身子，打算开口试探。忽然，史可法像是拿定了主意似的，一挺身离开了座位，一声不响地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片刻之后，他又重新走回来，把一叠信柬递到吕、雷二人手中，说：“这也是学生收到的，二位不妨看看。”
雷演祚有点莫名其妙。他迟迟疑疑地接过、拆开，同吕大器你一封我一封地交换着看起来。这下子，他才明白了：这些信原来全是南京以及其他一些府县的官员和缙绅写来的。有些还是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联合署的名。其中非东林派人士固然不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东林派官员，就连淮南巡抚路振飞、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都在信中力主拥立福王，认为“七不可立”之说是深文周纳，不足凭信。有不少信件甚至直斥散布流言的人居心叵测，干纪乱政。雷演祚本来就有点心虚，看着看着，竟不由得脸发红、气加促，连双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那么，大人之意……”看来，还是吕大器比较沉得住气。他放下信柬，望着主人问。
史可法没有马上回答，他站立起来，倒背着手，来回走了一阵，最后在椅子旁边站住，用一只手抓住靠背，抬起头，不无激动地说：“可法身为大臣，受先帝知遇之恩，谬膺本兵之寄。当京师危急之时，竟未能倾江南之师，北上勤王，遂至有三月十九之变。误国之罪，万死难赎！所以稽迟至今，未曾早自引决，以谢天下者，实以江南乃社稷存亡所系，而新君未立，大局未定，遂不得不忍死须臾，欲与诸公共谋之……”说了这么几句之后，有一阵子，史可法的情怀似乎激荡得厉害，以至声音也哽咽起来。他不得不停顿一下，极力控制住自己，然后才接着说下去：“自古邦国危亡，立君必当以贤，中兴方始有望。今福王庸懦不学，即无此‘七不可立’，亦非相宜之眩而时论不察，嗷嗷然徒自缚于亲疏伦序之成说，殊失谋国之宏旨。盖家法之于社稷，犹毛之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故可法愿以待死之身，与三五君子主持之。必待贤君立而江南定，然后自请率师北伐，誓灭狂寇，以复先帝之仇。可法虽粉身碎骨，固所求也！”
吕大器和雷演祚自始至终紧张地倾听着。他们自然知道，尽管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事情最终如何决策，仍然得由眼前这位最高军事长官来拿主意。所以，当史可法明确表示排除福王这一选择时，他们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并且大大兴奋起来。不过，他们都是老于官场的人物，尽管心中高兴，面上却不露声色。
特别是当看见史可法此刻的神情是那样悲愤和严厉，眼里还分明地闪动着泪光，为着表示对上司的尊重，他们也都一齐摆出沉重的表情。这样过了片刻，雷演祚才抬起头，小心地提醒说：“大人决策立贤，自是社稷之福，黎民之幸。纵有持之者，其实不足虑。惟独那几位手握兵权的总戎，如何以善法抚之，令彼同心拥戴，却须仔细参详。”
史可法点点头：“老先生此虑，学生亦曾想来。眼下江南诸镇将，武昌左良玉与我辈渊源较深，其附议当无可疑；郑芝龙远在浙闽，亦不足为虑。如今须留意者乃江北四镇。其中刘泽清日前托人来说，愿惟我留都诸君子之命是听。那就剩下高、刘、黄三镇。
黄得功与刘良佐，俱听命于马督瑶草；只须马瑶草不持异议，此二镇亦可无虞。
最后剩下高杰一镇，彼纵欲桀骜，料亦孤掌难鸣，再以善言抚之，当不敢复有异辞。
“
这么分析了之后，停了停，他又补充说：“况且，以往之持我者，无非因潞藩伦序太疏。如今改立桂藩，亦可稍杜彼辈之口！”
雷演祚起初只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对于最后这一句，并没有特别留心。然而，他蓦地反应过来，不由得吃了一惊，连忙问：“啊，大人是说、是说改立桂藩？”
“嗯，前者立‘福’与立‘潞’，争持太烈，双方已势成水火。若遽尔立‘潞’，拥‘福’者势必心怀惊惧，难以自安。此辈为数不少，设若不能释彼之危疑，将何以和衷共济？不能和衷共济，中兴之业，又安能有望？是故‘福’固不宜立，然则‘潞’亦不宜立。今桂藩素有贤声，且伦序较潞藩为近，与昔时两派俱无恩怨爱憎之嫌，立之最为妥当！”
史可法仍旧心平气和地分析着，雷演祚却呆住了。说实在话，前一阵子他们竭尽全力排斥福王，就是为了尽快地把潞王拥立上去。现在闹了半天，结果又回到桂王身上。那么，看来事情仍旧得拖下来。在两派主张的对立已经到了如此尖锐激烈的情势下，这实在是十分危险的。所以，雷演祚心中一急，忍不住争辩说：“夜长难免梦多，舍近而求远，似不相宜。况且潞藩贤明当立，此议喧传已久，一旦改立桂藩，亦恐失江南君子之望！”
史可法尖利地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学生亦知难免有人失望。惟是身为大臣，谋国任事，终须以大局之利害安危为指归。设若因此招怨招怼，可法惟有以一身当之而已！”
“道老！”也许发现史可法的语气过于严刻，吕大器冷冷地接了上来，“介老之意，是诚恐改立桂藩，未必足以阻塞拥‘福’者哓晓之口，而拥‘潞’者又因失望而钳口不言。若闹成个‘扁担没扎，两头打塌’之局，反而更难收拾！”
“那么，依少司马之见？”
“卑职何敢专擅，还请大司马卓裁！”
平日关系密切的两个人居然互相以对方的官职相称，不用说彼此都有点上火。
史可法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斜起眼睛，默默地注视着紧抿着嘴唇，并且负气地扭过头去的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