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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你也没有考虑离婚的事吗？”
“没有，因为顺子过于伤心，我是很难开口的。”
“你夫人回娘家去的时候，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那时候已经是四个多月了。我心想这次总可以保住了吧。甚至连小孩的名字，我都开始认真地考虑了。”
“这个孩子现在怎样了？”
“这个孩子也没有保住，这回是人工流产。大概是她知道了我的出身以后，就不愿意把孩子生下来了。”
“这时正好切断了过去的羁绊，你没向康子提出正式结婚吗？”
“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康子总是说：‘叫我考虑考虑’。我也不好说得太深了，我想至少也要再等上她一年。就在这个期间，突然发生了这次事件。”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康子也有和顺子同样的感情呢？就是说，是不是虽然在感情上和肉体上她都是爱你的，但还是有一种虚荣心或自尊心使得她在和你正式结婚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呢？”
“你提了一个残忍的问题，我虽然想回答你，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莫非是因为她另外还有情人，才使得她犹豫不决吗？”
“这个问题，我被捕以后，检察官也向我提出过。至少在第二次事件发生以前，她另外还有情人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第一次事件和第二次事件，相隔大约一个月，在这期间，你和康子一次也没相会过吗？”
“是的，我可以起誓，没有相会过。”
“若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康子能够抑制住肉体的欲望达一个月之久吗？当然象这样的问题，说只有她本人才能知道，也就罢了，但在你的印象当中觉得如何呢？”
“若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想她恐怕是忍受不了的。但是，在那一个月里头，就连我也象是过着地狱般的痛苦生活。我想康子也会有和我同样的心情。在这般情况下，一个人还会有什么性欲吗？”
“明白了。另外，你给过康子什么礼物吗？”
“给过她一个时价八十万元的钻石。现金一次也没有给过她，那是因为地生活并不困难。也由于我不愿因此玷污了爱情的纯洁性。再加上别的礼物，总共要超过一百万元吧。
”
“你说的钻石是戒指吗？”
“是的。”
“二月二十日晚上，康子戴着那个戒指吗？”
“没见她戴着，我也没有去问她。从她那时的情绪来推测，大概也没有心思戴它的。”
“可是，康子死后，警察进行彻底的家宅搜查时，并没有发现那个戒指呀。在她的遗物中，也没发现有戒指。你考虑它可能到哪儿去了呢？”
“我可设法想象。可是，当时若是在她的手提包里，那一定是到犯人手里了。”
“一个女人想结束对男人的爱情时，把对方赠给她的戒指还给对方，这在外国已经成为习惯。那天晚上，康子是不是把戒指放在手提包里想还给你呢？”
“我想不会的。即使真的发生了那种事情，我也不会接受的，说不定我会对她说：‘你扔到沟里去吧！’”“到底是谁杀了康子，你现在心里有点谱吗？”
“没有，一点谱也没有。”
“到现在为止，你没有考虑过这第二次杀人会不会是强奸犯或者是强盗干的勾当吗？”
“假若康子是死在别的地方，那怕也是火车轧死的呢，我也许会有那样的想法。可是，康子和宪司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不是同一天但是在同一个时刻，要说是偶然，那可太不可思议了。即使相信有什么因缘或鬼魂存在，但是，和康子毫无关系的人，竟然在无意之中把现场选在这个地方，我是无法相信的。”
“你一次也没想过康子是被鬼魂引到这里跳下去自杀的吗？”
“从我的心情来说，真希望是这样。但是，自从科学证明是他杀以后，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我想，大概是有人学我的样儿，也把尸体扔到这个地方，企图嫁祸于我。但是，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别人会不会相信。”
“我相信是这样，不只是相信，而且我将全力以赴证明这一事实。”百谷泉一郎用简直是向整个法庭挑战似的激昂的语调说。
“现在你再把第一次事件那天夜里的情况回忆一下，当时你在东条家里没感到有什么异常吗？”
“你说的异常是指的什么呢？”
“比方说，除了康子以外，屋里好象还有旁的人，或者有人从外边打来电话等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屋里完全不象还有旁人的样子，也设有人打来电话。”
“那么，康子叫你看死尸的时候，她穿的是什么衣服？”
“穿的是西服。”
“不是从剧场回来时穿的衣服吧？”
“她说当时她已经躺下睡觉了，事情发生以后，几乎是无意识地穿上了西服。我看当时康子可能有一种要去自首的心理活动。”
“那个房间是寝室吧？是西式的呢，还是日本式的呢？”
“是西式房间，有一个双人床。”
“象有人睡过的样子吗？”
“床不象是刚刚归置好的，但印象不深了。”
“死尸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呢？”
“普通的西服。”
“东条宪司身上还带着家门的钥匙，你当时没感到奇怪吗？”
“的确，钥匙平时虽然带在身上，去大阪出差，好象应该放在家里。但是，因为他是为了特殊的目的回家来的，钥匙当然要带在身上的。”
“康子没有养着狗吗？”
“她说她讨厌猫和狗。”
“我对康子当时的心理，实在有些难以理解。一般的妇女，在丈夫出差家里没有人的时候，都害怕有小偷进来。若是有个狗也好，或者有个女用人也好，而她却把通勤的女用人也打发走了，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了。要是一般的人都会想请一个亲属来作伴过夜的。”
百谷律师这样问的意图，我实在不甚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使我担心他是站到检察官的立场上去了。
当然，他可能是设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因而想把话题引到那方面去，但是我想这对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被告来说，会不会反而带来灾难呢？
“好象有一种预感似的，前一天中午我还问过她这事呢。”
“康子怎么说呢？”
“她好象满不在乎的样子，头一歪说道：‘是不是我天生胆子太大呢？’她还说她枕头旁边就有电话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拨110号，没有问题。”
百谷泉一郎叹息了一声。他的表情，就象想上场就打一个远球以扭转战局，但一连三下都打空了的棒球打手一样。
“那么，你在往外搬运尸体的时候，没有什么么奇怪的情况吗？”
“给死人穿大衣倒很顺利，但穿鞋的时候可费了点劲儿。倒是听人说过，人死了以后，尸体越来越硬，或者肿胀起来。当时我想，怎么这么快就……？！”
“当时没有别人在场吧？”
“没有……”
“一路上和在旱桥那里，都没被人发现吗？”
“是的，没有。”
“从汽车里往外扛尸体的时候，感觉怎样？”
“好象扛着一块软石头，我边念叨着‘为了帮助康子，要忍耐，忍耐’，眼一闭就把尸体从旱桥上边扔了下去。”
“现在转入第二次事件。在那以前，那个打火机，你带在身上吗？”
“好象是带在身上，但那些天，记忆有些混乱，我也没有信心说得太肯定。”
“那天，没有被人偷走或者掉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关于打火机的事，我可说不清楚……”“你说东条康子死后，你马上就意识到是火车轧碎了尸体，这是不是听别人说的呢？”
“好象是在电话里听津川广基说的。但是，他若一口咬定说他没有说过，那也只好各执一词了。在那些天里，我都快要发疯了，也没有把握说肯定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那么，假若不是从津川广基那里听来的话，你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呢？”
“现在想来，事情也许是这样：康子在我们最后见面的那天夜里曾对我说，‘死的话，怎么死最舒服呢？……卧轨是很痛苦的吧？’从这句话里，使人感到她为了赎自己的罪过，下决心要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受一番痛苦。那时我当然想尽力法来安慰她，但她说的那句话老是萦回在我的脑际。轧死的印象是不是就从这里得来的呢？”
“你是说关于第二次事件，你在听到电话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吗？”
“是的。关于这一点，在警察局，在检察厅说过好多次了，我一直坚持说：‘假如我真地是这一事件的犯人的话，为什么我还躺在家里睡懒觉呢？不是应该早早逃走吗？’”“对此，警察方面怎么说呢？”
“他们从各种角度向我进攻，但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话，我可不能一一说清楚，总之，大意是这样；‘因为你第一次的罪行完全未被发觉，就觉得这次也不会出问题。现在要露出马脚来了，你就气急败坏起来。’”“这一点你始终加以否认，对方说什么呢？”
“他们大为恼火，虽然没有动武，但对我大骂一通，最后，气急败坏地说：‘好了，不管嫌疑犯怎样否认他的罪行，我们也可以移送检察厅，检察厅也可以据此起诉！’”“这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这时已经对一切都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不被人相信，这恐怕是命该如此吧。我想过去恐怕也有不少人以冤罪被判死刑，一边喊着‘我不是真正的犯人！
’一边被拉上绞刑架的。我想，我也将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吗？可是，到法庭上还有一次倾诉自己心情的机会，在那里也不被相信的话，就只当自己在战争中死掉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那么，现在你觉得把自己想说的话都毫无遗漏地说尽了吗？”
“要是想把我的心情说完道尽，用几个钟头，不，用几天的时间恐怕也不够的。不过，最重要的话，已经在这个法庭上重复过好几次了：用汽车把东条宪司的他杀尸体运走，从旱桥上边把尸体扔到国营铁路线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