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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伦·斯蒂尔
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清冷的秋夜。随着一阵凉风刮过，通向大礼堂的走道上落满了松球和枯叶，道旁光秃秃的树木也正预示着冬天的到来。歌特式的窗户里射出的灯光，照亮了那一群正冲冲赶往前门的学生和教职员。今晚将有一位著名的客座演讲者莅临，大家都不想迟到。
另有群学生正聚集在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些人举着抗议的标语，另有些人则忙着向愿接他们的传单的人发送传单。大多数人接过黄色的照相复制件之后，要么简章浏览后塞进口袋，要么则干脆地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箱；许多人都看了一眼他们的标语，但并没有在意。
敞开的双层门上贴着一张通知，禁止任何人携带照相机，摄影机或者录音机入内。门内，两边各站了一排今晚特地雇来的下岗警察。他们负责检查校园的身份证，个个手持卿卿叫的便携式金属探测器，搜查学生是否带有金属物品入内。那些被查出携有比钥匙环、眼镜或圆珠笔更大或者更有嫌疑的金属物品的则被逐出门外。警卫背后的垃圾箱里几乎装满了铅笔刀、启瓶器、打火机等物品，它们的主人扔下它们是因为大都不愿专门跑回寝室或汽车放下这些东西而冒听不成这次演讲的风险。因为座位有限，而且校方也规定不允许在走道上加座或旁听。
抗议这次活动的两名校园组织的成员，被当场从夹克下搜出了隐藏的横幅。警察把他俩夹着送出了礼堂，那些人对他们的横幅看也没看，便扔进了垃圾箱。
可容纳1800人的礼堂已是座无虚席。舞台上被挪空，正中放着一把直背的橡木椅，边上有一排长椅。椅腿都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扶手上也安了金属的手镣，两边吊着松松的皮带。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隐隐约约地联想到监狱里的电椅。
舞台两边各站了四名州警察，在大厅背后还站了几个。他们要么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要么用手按着防卫带，上面系着左轮手枪和毒气筒。许多人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这么多人的礼堂里这么久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居然闻不到有吸大麻的气味。
八时十分，礼堂里的灯光变暗，几束聚光灯打在了舞台中央。当社会学系的主任从后台上场时，台下的学生慢慢停止了交谈。这是位看上去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学者，刚五十出头，头发微白，目光严谨，——他越过那一排警察，走上了舞台中的演讲用的小台架。
系主任一边看着自己手中的索引卡，一边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用了几分钟声明，今晚的演讲者并不是请来提供娱乐随便听听的，而是上一堂客座讲座，内容是关于社会学450，社会学510和社会学520的。坐在前六排最佳位置的他的学生，则尽量不太声张地打开了笔记本，准备好钢笔。他们是被选中到这儿来学些知识的少数学生；似乎是为了防止学生产生自以为是的骄傲情绪，系主任又提醒他们，有关今晚讲座的论文将必须在星期二晚上十点前交齐。接着，他又告诉观众，在演讲人的开场白中，任何人都不允许发表评论或者提问，并且任何一个以任何方式试图打断或者中止演说的听众都将被押送出去，很可能被拘留起来。这几句话引起台下一阵骚动，但系主任又很快将它平息了下来，他宣布，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的话，演讲完了将有一个自由问答时间，到时听众可以自由提问。
现在系主任看上去不那么轻松了，他有些不安地看着手上的索引卡，似乎是在玩扑克牌时，又摸了一把坏牌，演讲人讲完以后，他又加了几句（现在他声音小了一些，并且有些犹豫地），宣布在自由提问时间结束之后，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的话，将会举行一场特别的演示。
台下的观众又议论开了。嘀咕声，低语声，还有阵阵压抑不住的笑声纷纷响起；观众有的在东张西望，有的紧皱眉头，有的阴沉着脸，还有的飞快捂着嘴巴，不知在笑什么，台上的警察仍旧纹丝不动，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眼睛不是东扫西瞄。
系主任知道他无须为这位演讲者介绍，因为后者的名声早已蜚声四处，他进一步的介绍，好一点呢，会被认为是多余没用的，糟糕一点呢，可能就被看作是愚蠢了。因此，他只是转过身，开始朝后台走去。
突然他又停住了，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脸上闪过一丝困惑，确切的说，是一种明白的恐惧——当他看见什么东西从舞台左侧的幕布处一晃而过。接着他很快地转了个身，朝着反方向走去，直至从站在舞台右侧的两名警察身边消失。
台上有一刻的死寂。接着，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走上了舞台。
他个儿很高——大约六尺有余，体格魁梧，看上去属于那种一生中大部份时间都在干很重的体力活而最近略微发胖的人——但是他的脸，尽管第一眼看上去也许会觉得蛮横，却是非常仁慈还带着一股奇特的青少年时代的特征，仿佛是一个还保留了一些童年时代特点的成年人。他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在圣诞夜扮成圣诞老人给无家可归的人送礼物的那种人，或者可以让小孩随便当马骑的大人，亦或一个随时都会在你车打不燃火时帮你推车、在邻居老太大买杂货回来帮着拎东西的热心肠的人。事实上，当他几年前在另一个城市被捕并被指控为谋杀十九名年青黑人的凶手时，生活在周围的那些中产阶级白人都认为警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直到中情局特工在他家地下室发现了保存在瓶子里的几位受害者的耳朵，并且他的供词让他仍找到了那十九座无名墓时，真相方得以大白。
现在他来了：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正慢慢登上舞台，胳膊下夹了一个马尼拉纸的文件夹。
他穿着件蓝色的狱服，要不是身后紧跟着一名手持警棍的州警察，他看上去一定象是位赛场英雄，或者是一名著名科学家，再不就是位畅销小说家。有几名学生下意识地鼓掌，但突然又意识到这是个不适合随便鼓掌的时候，于是举起的手又只好无趣地放回了口袋。坐在后排的几个联谊会的男孩吹起了口哨，其中一个还向周围的人大声说着残害黑人的旧事，这时有三个警察——决非巧合地，其中两个也是黑人——朝他们走来。还没等杜比林坐下，这几个男孩已被带出了礼堂；但就算他听到了他们的交谈，他脸上也不会显露出什么神色。
事实上，他简直毫无表情。既没有听众所期望的、四年前他被送往联邦法庭提审面对一个记者的照像机的邪恶的目光——这种杀人犯让人觉得胆颤的眼光至今在一些人脑海里记忆犹新——也没有去年在“六十分钟”和“黄金时段”里被采访时自称为再生的基督教徒的喜悦的神情。
他的脸上一片茫然就象是一张白纸。一片平静无波的海面，一个遥远星系中心的黑洞，既冷且空。
他坐在了那把硬硬的木椅上面，那名州警察递给他一个无线话筒，然后站在椅子后。没有把他的手铐在扶手上，皮带也仍然是松松的。过了很长一会儿后，他才打开膝上的文件夹，于是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这里的人不可能再象他从前的邻居那样把他当作查理·杜比林；也不能象他已故父母那样称他为查克，更不可能象那十九个青少年在生命最后的时候称他为杜勒斯先生；这是全名，曾出现在无数的新闻报刊上——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开始演讲了。
他的声音非常轻柔，带有轻微的东北方口音，坚锐中有着一丝几乎不加掩饰的紧张情绪。要不是这样，他的嗓音还是很悦耳的，容易使人联想起哄孩子睡觉的故事或者情人的枕间蜜语，尽管根据所有报道杜比林在过去自由的三十六年中无牵无挂，子然一人。他首先对校方能在今晚给他提供他演讲的机会表示感谢，接着赞赏了学校餐厅里晚餐时烤肉奶酪三明治，引起了台下一阵低低的笑声。他不知道大学的餐厅素来因它的食物而臭名昭著，更不可能知道三个厨师曾在他的食物送过来之前往里吐了好几口唾沫。
接下来，他开始大声读着膝上那长达六页只空一行的打印纸上打印的文章。这是一次相当长的演讲，而他的表现方式也嫌单调，但他的发音却是练习很久，几近完美了。他讲述着童年时代在一个虐待的家庭中度过：一个酗酒的、动辄称他为小杂种的母亲；和一个种族歧视的，常不问青红皂白就揍他一顿的父亲。由于父母不能给他更好的食物，他常在洗澡间就着煤油炉热狗食罐头吃；在一所贫民窟学校里读书时，由于他的个头，和他完全成人后才彻底改正的口齿不清，使他又成为大伙儿取笑的对象。
他描述着那天下午他被三个十几岁的黑人殴打的经历。他们那么毫不留情地打他、折磨他，只是因为他不幸在回家路上抄近路时经过了他们的小巷，而他偏又是个身材虽高却不甚灵活的白人孩子。当他讲到在同一天晚上又遭到父亲一顿饱打时，语调仍旧那么平和，他父亲打他是因为他居然让几个黑小子给欺侮了。
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讲述他根深蒂固的、成人之后更为强烈的对黑人的仇视：从他曾加入三K党和雅利安人民族兄弟会等组织，但不久之后因不满他们在白人优越运动中言多于行而退出；只是学会了越战中的士兵过去怎样收集保存被杀害的菲律宾人的耳朵的方法；一直到九年前，当他从一家电子工厂下班回家时，一时冲动地搭上一个在路边招手搭车的十六岁的黑人小孩回家的事。
台下的听众现在有些激动了，有的在不安的挪动着身子，有的在飞快地记着。一千八百双眼睛透过黑暗直盯着台上的这个人。
当他念到在过去九年里谋杀的十九位黑人少年的名字时，台下一片死寂。受害者除了都为黑人、分散在同一个大城市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