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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蒲柏的《卷发遇劫记》，”赫奇斯有板有眼地说，“毫无疑问。”
接受赫奇斯入院的校医说他是受伤时中了风。现在他的头脑很不清醒，尽管他可以说出清楚的词语。几天后，他出现第二次中风，当晚就死了。
赫奇斯被葬在他自己在多塞特郡的小村里。让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这是一块最安静的乡下墓地。
我在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英国吸血鬼的故事，即使我有意抛下最强烈又最无关的暗示。说到底，赫奇斯也就是被袭击过一次而已，不像斯托克小说中讲的那样要被袭击过好几次才由一个活人变成僵尸的。
我相信他的牺牲只是一个警告——对我的警告。也会是对您的警告么，不幸的读者？
您最不幸的朋友，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父亲搅动自己的玻璃杯，好像是想做点儿事，好让自己的手不再发抖。
一个穿白衬衣、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搭话。
“买画吗？先生？”他笑着问我父亲。
“您和这位小姐是我今天画得最好的肖像画。”他给我看的是一幅色调丰富的水彩画。画了我们的咖啡馆和弗洛里安咖啡馆的边缘，一幅明亮而自然的午后景色。那画家应该是在我身后画的，我想，但离咖啡馆很近。
我虽是匆匆瞟了一眼，却发现了父亲身后还坐着一个孤单的身影，阔肩，黑头，在遮阳伞和桌布明快的色彩中一个清晰的黑色剪影。我记得很清楚，整个下午，那张桌子都没人坐过。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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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我们的下一次旅行又是往东，在尤利安山那边，小镇科斯坦耶维卡，意即“长满栗子树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仔细阅读这些信件，父亲一边说，一边用棉手帕擦去意大利腊肠在手上留下的污渍。
除了罗西神秘失踪这出悲剧之外，还有某种东西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
当我放下那封讲到他朋友赫奇斯遇难的信时，我难受得好一阵不能思考。我已经落入一个恐怖的世界。但如果因为学究式的原则，我拒绝停止怀疑的话，我就再也不会看到罗西了。
还有让我烦心的事。我头脑又清醒了一点的时候，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在图书馆见过的那个年轻女子。尽管才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我觉得好像已经过去好多天了。我记得她听我解释罗西的信时眼里发出的奇特的光芒，男子般的凝眉聚神。
她为什么在读德拉库拉的故事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桌子她不坐，偏偏挑中我那张桌子，就在今天晚上，就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她要说起伊斯坦布尔？
我叹了口气，拿起罗西最后一封信。读完这封信，我就只需要去看那个本身并无害的大信袋里还有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不管那女孩的外貌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有时间去追查她是谁，我的兴趣只是要找到罗西。
和其他的信不同，最后这封信是手写的。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我还有些信息要告诉您，连同您（可能）已经熟读的一切。我觉得这一次我要将这个瓶子填满，填到瓶口边沿了。
“一知半解是危险的。”我朋友赫奇斯会这样引经据典地说。但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就好像是我打开门，自己给了他一击，然后喊救命。我当然没有那样做。如果您一直坚持读到这里，您就不会怀疑我。
几个月前，我终于怀疑起自己的力量，这种怀疑来自赫奇斯可怕而令人愤慨的死亡。我离开他的墓地后，径直逃到美国——真的是逃跑。我已经得到了一份工作。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丢开自己与吸血鬼结识的经历。结果是，他——或者它——显然也不会抛弃我。
我进入了正常的学术活动的轨道，打算期末回英国小住几天，探望父母，并把我的博士论文交给伦敦的那家出版社。之后，我又开始寻找弗拉德·德拉库拉的气味，不管他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鬼怪，不管他到头来现出的原形是什么，我都要找到他。
我的书由史密森学会实验室一个喜爱书籍的小个子处理。他叫霍华德·马丁，为人和善，但寡言少语，他全力以赴的样子俨然知道了我整个故事的前前后后。但显而易见，他只是看到了我对历史的挚爱，同情我，因而尽力帮我。他尽力而为的结果是试验做得非常优秀，非常全面。
他尽心尽力地帮我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然后给我写信说可以去拿结果了。
我心怦怦直跳，口干舌燥。我想重新将自己的书拿在手里，更想知道关于它的起源他了解到了什么。
我们坐在他满是手稿的办公室里，我和他面对面坐着，马上惊骇地发现他外表的剧变。我几个月前才见过他，还记得他的脸，而且他给我的那些工整的、专业化的来信里也没有暗示他生过玻眼前的他却是脸色苍白，精疲力竭，皮肤蜡黄蜡黄的，嘴唇也很异常，呈绛红色。他还瘦了不少，他身上那过时的西装现在几乎是晃荡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他的生命好像被榨干了。
我试图告诉自己，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太匆忙，没有看清楚他的样子，经过后来的书信联系，我这次才观察得更加细致，或者在观察时带上了感情色彩。但即便这样想，我也无法驱赶心中的感觉：此人的生命在短时间内迅速枯萎。
“罗西博士，”他用他特别的美国英语对我说。“我想您还没有意识到您这本书具有多大的价值。”
“价值？”我想他不会知道它对于我的价值的，世间任何化学分析都分析不出来。
“是的，它是一本罕见的中世纪古书，在中欧印刷，非常有趣，非同寻常。它应该是在科维纳斯圣路加之后，但在一五二年匈牙利语的《圣经·新约》出现之前。”他在吱吱叫的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书上的这条龙还有可能影响了一五二年出版的《圣经·新约》。后者也有一幅相似的插图，是长了翅膀的撒旦魔王。但是这些已经无法证明。不过，它应该会是一种可笑的影响，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圣经》用这个魔鬼般的形象作插图。”
“魔鬼般的？”我重复着这个由别人说出来的、该遭天谴的词。
“是的。您给我讲过德拉库拉的传说，可您认为我会就此止步么？”
马丁先生的口气平淡而明快，很像美国人，我花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平常的声音中能隐藏如此的不祥或者险恶。我看着他，困惑了。
“这些就是我们分析的结果。”他说。“从化学分析的结果来看，这本书应该是被收藏在一个岩石灰尘很重的环境里很久了，应该是在十七年前。此外，它背面曾浸渍过盐水——也许是经历过海上旅程的缘故。我认为可能是黑海，如果我们对盐水产地的估计没有错误的话。就这些了，对于您的进一步研究，我们恐怕帮不上什么忙了——您不是说您在写一部中世纪的欧洲史吗？”
他抬起头，随意而友好地对我笑了笑，他那张被生命遗弃的脸因此看起来颇为怪异。
我同时明白了两件事，这让我坐在那里毛骨悚然。
第一，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要写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史。我说的是寻找与自己这本书有关的资料，想做一份有关刺穿者弗拉德，也就是传说中的德拉库拉的生平资料的完整目录。霍华德·马丁是研究医药的，和我做学术一样，讲究精确，他绝对不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犯这种错误。
第二，我此时看到的这个可怜的人，也许是被什么可怕的疾病困扰着，从内部腐坏了。他的嘴唇显出正在衰颓的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官员，尽管霍华德·马丁脖子上没有不妥的痕迹。
我抑制住自己的恐惧，把书和笔记从他的手里接了过来，听到他又开口了。
“顺便提一下，那幅地图非同寻常。”
“地图？”我呆住了。我只知道一幅地图——实际上是三幅，比例尺大小不同而已——而我看不出那幅地图和我现在的意图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肯定自己并没有对这个陌生人提起过那幅地图。
“您是自己画的吗？很明显，那地图并不太老，不过我想您不是一个画家吧。当然，也不是什么恐怖的那种，如果您不介意我那样说的话。”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无法明白他话里的含义，也不愿意反问他，我害怕这样一来我会说出不该说的话。
我在书里留了一幅自己描摹的图吗？如果是，我真是蠢到家了。但我肯定在把书交给他之前看过是否有东西夹在里面的。
“我把它放回去了，所以它还在那儿。”他安慰我说，“罗西博士，现在您是想让我带您去我们财务部，还是让他们把账单寄到您家里呢？”
他给我打开门，又露出他那职业性的苦笑。
我稳住自己，没有马上去翻书找那张地图。
借着走廊里的灯光，我发现我早先觉得马丁先生微笑很怪异，一定是自己胡思乱想。也许连他的病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他肤色没有什么不对，多年在故纸堆里的工作让他有点驼背而已，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站在门口，伸出一只手，热情地与我道别，华盛顿式的道别。我握住他的手，低声说着希望账单可以寄到我学校来。
我警觉地离开他门口，穿过走廊，离开了那座包围着他和他同事辛勤工作的红色城堡，来到空气清新的户外，我漫步走过郁郁葱葱的草地，坐到一张长凳上，努力显得若无其事，努力感到若无其事。
我打开手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