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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倒也挺客气，我跟他说我要打听一个在某年某月法国某地与我共事过的一位联军情报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址。那家伙好象一时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就说：‘你该知道我指的是谁。’我说是个法国人，或是比利时人。你是比利时人吧？我说：‘他的名字好象是阿契勒斯，可是不是阿契勒斯’我说：‘只是象阿契勒斯，长得不高。’我说：‘留着大胡子。’这下子他好象有点门路了。他说他想你的名字可能会列在电话簿里。我说不错，但是我又说：‘他总不会只叫阿契勒斯或赫邱里（这是他给我的）吧？我不记得他的姓了。’于是他就告诉我了。很客气的一个家伙，的确很殷勤。”“非常高兴能见到您，”白罗说，心头匆匆闪过：不知在电话中与罗德立克爵士交谈的那个人事后会跟他怎么讲呢。
所幸那绝不会是什么大老板之流的高阶级人士。可想而知必是一名他早已熟识的人，他的工作也就是为一些过气的知名之士随时提供一些服务而已。“总之，”罗德立克爵士说：“我找到这里来了。”“非常荣幸。您喝点什么吗？茶、果汁、威士忌加苏打水，或是一杯糖蜜——”“老天，不要，”一听说糖蜜，罗德立克爵士吃了一惊说：“我还是来杯威士忌吧。其实我是不准喝酒的，”他又说：“可是医生都是蠢牛，这我们都晓得，他们只知道叫你不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白罗将乔治唤了进来，给他下了指示。乔治将威士忌与苏打水放到罗德立克爵土身旁之后就退出去了。“呃，”白罗说：“请问有何指教？”“有份差事给你作，小伙子。”有好几天过去之后，他似乎更相信自己与白罗在过去的确有过很深的来往了；而这正合白罗的心意，因为如此罗德立克爵士的外甥就会更加依赖他——白罗的本领了。“是文件，”罗德立克爵士压低了嗓门说：“丢了些文件，我一定得找回来，懂吧？所以我想，既然自己视力衰退，脑筋有时也不太灵光了，我最好找个内行的人来替我办。知道吧？你那天来得正是时候，正派到用场，因为这些文件我是非得找出来的。”“这倒是很有意思的，”白罗说：“可否请问是什么样的文件呢？”“好吧，我看既然要请你寻找，你是难免要问问的，是不？跟你说，这是很秘密、很机密的。最高机密——至少在过去是的，而且，看情形又会如此了。是一些来往的函件，在当时对我来说，虽非特别重要，但也不是全没用处；不过，政治的事情总是有变化的。这你当然明白，来去变幻不定。
你晓得战争一起，风云万变，谁也摸不清自己的方向。在一场战争里，意大利是我们的盟友，下一场战争中又成了敌人。
第一次大战，日本还是我们亲密的战友，第二次大战时，他们却偷袭了珍珠港。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站在哪边！开始是跟俄国站在一条线上的，等打完了仗却又敌对起来了。我告诉你，白罗，如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辨认盟友了，一夜之间就会改变的。”“您说，您丢了一些文件。”白罗说，在提醒这位老先生他来访的目的。“是的，你晓得，我有一大堆的文件，最近我都翻出来了。我都好好地放起来了，老实跟你说，我是放在银行里的。
可是后来我又都取了出来，分门别类一番，因为我想何不也写一本回忆录。如今那些家伙都在写呀。蒙高马利、亚兰布鲁克，还有奥金赖克都在书中大放厥词，多半都在说些其他元帅们的闲话，就连那位受人尊敬的莫然医生也在那里大谈他的那些有名的病人呢，真不知道下一个该轮到谁了！总之，我心里一动，想到自己也有兴趣写点我自己所知的人物的轶事，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一样，也来个一吐为快呢？那都是我经历过的呵。”“我相信读者一定会极感兴趣的。”白罗说。
“呵，呵，是呀！我认识很多新闻人物。大家都对他们敬畏得很，却不知道他们都是大蠢材，可是我知道。我的天，这些大人物们所犯的错误——你简直不会相信。于是，我就把我的文件取出来了，而且请那个小女子替我整理一下。很好的一个小女子，而且也挺聪明的，虽然不太懂英文，却是很聪明很能帮忙的。我收藏了许多文件，不过都是乱七八糟没有整理过。总之，我需要的文件居然不在里头。”“不在里头？”“不在。我们原以为也许一开始我们弄丢了，可是我们又好好查过之后，我可以告诉你，白罗，我觉得好些文件都经人动过手脚了。有些并不重要。其实，我要找的文件也都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我是说没人认为很重要，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让我保留了。反正，我要找的那些信函都不见了。”“当然，我会小心保密的，”白罗说：“不过，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所说的那些信件的性质呢？”“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小伙子，我顶多能告诉你这是有关目前某些人大放厥词写他过去所做的事与所说过的话，可是他说的全不是真话，我这些信件正好可以指出他是何等的大骗子！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些信件都不会有人敢出版。我们只想寄给他一份，让他知道他当时到底说的是什么，而且我们有文件为证。我敢说，然后事态可就大不相同了，懂吧？这，我不必问吧？你该知道一传十、十传百的后果吧？”“不错，罗德立克爵士，我知道您的意思。不过，您该知道，要是不知道你所说的文件是什么，或是不知道可能在何处，我是不容易替您找回来的。”“好吧，我们先谈最要紧的：我要知道是谁动过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许在我收藏的文件中还有更重要的呢。我要知道，是谁乱动过了。”“您本人一点不知道吗？”“您认为我应该知道吗，呃？”“这，以最主要的可能来说——”“我知道。你是要我说是那个小女子，可是，我认为不是那个小女子。她不会知道那些文件有什么重要性，她那时年龄还太校”“也许另有人指使她的。”白罗提醒他说。
“是的，不错，不是不可能。不过又嫌太明显了嘛。”白罗叹了一口气。鉴于罗德立克爵士如此明显的偏袒，他感到坚持他的看法也是没用。“还有谁准许看你这些文件呢？”“安德鲁与玛丽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我想安德鲁对这种事情是不会有兴趣的。何况，他始终是个很规矩的孩子，始终如此。倒不是我怎么了解他，有时过节的时候，他与他哥哥也偶尔来看我一、两次，也仅此而已。当然，他抛弃了太太，跟一个挺漂亮的货色跑到南非去了；不过，当然也不只他一个男人如此，尤其是又娶了个象葛瑞丝那样的太太。其实，我也没见过她几次。她这种女人眼睛从不抬起来看人，只会傻做事。总之，像安德鲁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做间谍的。
至于玛丽嘛，她也很不错的。据我看，她除了玫瑰花圃之外，是什么东西都不看的。还有那个老园丁，都八十三岁了，在村子里住了一辈子了；还有那两个女人整天在家里推着那只吸尘器，吵死人了，我看也不是干间谍的角色。所以说呀，准是个外人了。当然了，玛丽是戴了一顶假发的，”罗德立克爵士相当不切题地说：“我是说可能她会让人觉得她可能做过间谍，因为她戴假发，其实她那是另有原因的。她十八岁那年发了一场高烧，头发都秃光了。对一个年轻女人来说，真是倒了楣。起先我也不知道她戴假发，有一天我看见她头发刮到了玫瑰枝子上，把一头假发拉歪了。真是倒楣。”“难怪我觉得她梳的发式有点不同呢。”白罗说。“反正最佳的谍报员是从来不会戴假发的，”罗德立克爵士告诉说：“那些可怜的家伙得整容拉皮的。不过，一定是有人动过我私人文件的。”“您想不会是也许您放在另外的地方了——抽屉或是其他档案夹中了。您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大约一年以前，我翻过的，我那时想应该好好影印几份。我特别注意到那几封信，现在却不见了，一定有人拿走了。”“您不怀疑您外甥安德鲁，也不怀疑他太太或家中的雇员。那么他们家中那位女儿呢？”“诺玛？我看，诺玛头脑有些问题。我是说她可能会患有窃盗癖，拿了别人的东西却一点也不知道，可是我想不通她干嘛要翻我的东西。”“那么您心中到底怎么个想法呢？”“这个，你是到过我们家的。你知道那所房子的情形，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的，我们不锁门的，从来不锁。“您自己的屋门锁不锁的——比方说您到伦敦来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有那个必要。现在我当然锁了。可又有什么用？太迟了。再说，我只有一把普通的钥匙，随便那个门都可以打开的，一定是外头进来的人。要不然，如今怎么小偷闹得这么凶呢。大白天的，闯进你的家中，爬上楼梯，随便选一间屋子进去，翻完了珠宝箱，扬长而去，没人看见，看见了也不会问他是谁。长得大概都是阴阳怪气，不学无术，那批不知叫作什么的长头发脏指甲的人。我在家中看见不只一个进来过，我也不愿问：‘你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真尴尬。好多这样的人，我想大概是诺玛的朋友。在以前，家中是不准这种人上门的，可是如果你把他们赶了出去的话，事后说不定发现是什么恩德斯勒男爵的公子或是马乔利斑克斯子爵的千金呢。这年头，简直搞不清自己周围到底是些什么人。”他停了一下又说：“如果可能有人查得出来，就只有你了，白罗。”他喝干了杯中的最后一口威士忌，站起身来。“就这样了，全看你的了。你会接手的，是不？”“我尽力而为。”白罗说。这时门铃响了。“一定是那小女子，”罗德立克爵士说：“真准时，一分不差。真不错，是不？你晓得，到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