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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终于接纳了董鄂妃，喜爱董鄂妃，凡出入游宴到南苑去温泉，一定要董鄂妃陪同；宫中大小事务，一定与董鄂妃筹商，后来竟到了非董鄂妃在侧则不乐的程度。
皇帝对董鄂妃如此，皇太后对董鄂妃也如此，各宫妃嫔表面上也得对董鄂妃笑脸相迎，但她们心中谁没有醋意和不平呢？尤其是人多势众的蒙古博尔济锦氏的格格们，对她们的老祖宗孝庄太后的“倒戈”大为不满，宫廷里又酝酿出一场差一点引起政治地震的大变故。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冬，皇太后在南苑行宫得了重病，高烧昏迷，好几天没有起色，陪伴在身边的只有福临和董鄂妃。福临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刺骨的寒风大雪从南苑赶回宫中，往上帝坛祭祀，祈祷母病痊愈。董鄂妃更是全力侍奉婆母，白天料理药饵饮食，夜间守候在病榻边守夜熬更，以致憔悴消瘦、形销骨立，在太后病愈之时，她就又病倒了。皇后姐儿俩和宫中的蒙古博尔济锦氏的妃嫔们，似乎采取了一致行动来表达她们的不满情绪：既不到南苑看望太后，也没有遣使者问候，甚至连询问的话也没有一句！
这可让早就对皇后不满，想用董鄂妃取代皇后的福临找到了借口。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三日，福临因皇太后病愈，颁诏大赦天下，豁免钱粮；四天以后，便对皇后大兴问罪之师，说皇太后病中皇后有失定省之仪，礼节疏缺，有违孝道，下令停进皇后的中宫笺表，并谕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们议罪，摆出了再度废后的架式！
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六宫，使本来就威严肃静的紫禁城气氛更加冷酷、紧张，人人惶恐不安，仿佛要有大祸临头。
福临的脾气是可怕的，其固执程度也是人所共知的。第二次废皇后，似乎已是不可逆转的必然了。因为，这次废后的理由比上次更充分，而且还存在着一个上次所没有的候补皇后——宠冠后宫、才德兼备的董鄂皇贵妃！
董鄂妃正在病中，福临此举并没有跟她商量。但她得知消息后，竟在病榻上长跪叩首，再三请求说：“陛下责备皇后固然有道理，但以妾心测度，皇后怎么可能不为皇太后焦劳忧念呢？只不过忧念过甚，反而一时顾虑不到，故而有失询问罢了。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妃决不敢偷生！请陛下千万垂察体谅皇后的本心。要是陛下还肯开恩，让妾妃仍然留在世上侍奉陛下，就求陛下万万不可废皇后！”
历代多少宫闱惨变，莫不起于夺嫡。像董鄂氏身处这种境地，又这样处理和对待此事的，真还没见过。不要说福临觉得意外并感慨不已，皇太后也会放心点头的。当然，最受感动的还应该是皇后本人。福临按照心爱的皇贵妃的心愿，打消了废皇后的念头，一度风声鹤唳、气氛紧张的大内，又一次平静下来。
皇贵妃宠冠六宫（7）
不过，董鄂妃在宫中有的是潜在的对手，她们出于各种目的，借各种途径，使用各种手段想方设法地打击她。她实在是众矢之的。
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四日，福临与董鄂妃的爱情结晶，那未满周岁的粉雕玉琢也似的皇四子，竟不明不白地夭折了！几乎在这孩子一出生，福临就决意要立他为皇太子的，他的早殇，对福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皇太后也为失去这么一个可爱的孙子而落泪哀伤不已。福临尤其忧虑董鄂妃会受不了失子之痛，不料她却毫无戚容，神色恬然，反倒安慰丈夫和婆婆说：“妾妃生产此子时，就常常怕他难养活而夭折，给太后和皇上带来忧虑。如今他果然短命而去，幸而太后皇上自重，没有因过于哀痛而伤圣体、妨政事，妾妃很觉自慰，岂能为此一块肉而劳太后和皇上长久挂怀呢？”
董鄂妃当然不可能对自己惟一的儿子之死毫不痛苦，她和所有失去亲骨肉的母亲一样，心疼得几乎活不下去了。但是，她必须在全身披上坚厚的、无形的盔甲，既不让内心的悲痛透出去，也不让外来的同情、哀伤和幸灾乐祸透进来，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福临、保护她自己。为此，她要忍受多少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煎熬！
此后，她继续超负荷地运转着，处处表现得深明大义、仁爱宽厚。
虽然在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恢复了皇后特权，命中宫进笺照旧封进，皇后却经不住这次波折而大病一场。董鄂妃自己大病初愈，又亲身去看护扶持皇后，皇后宫中的侍女太监们还能轮流休息，董鄂妃竟五昼夜目不交睫，皇后的医药饮食衣物洗涤等等大小琐事，她都亲自调理安排，还诵读书史、陪伴聊天闲谈为皇后解闷。皇后病愈之后，对董鄂妃的猜嫌自然冰释，也使许多人对董鄂妃赞叹起来。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春天，住在永寿宫的废后静妃得病，董鄂妃又亲自前往扶持看护，三天三夜不离病榻，像对待皇后一样尽心尽力，并不歧视，再三劝慰，反复开导，替静妃分忧解愁。
董鄂妃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尤其是以自己的劳瘁，努力去赢得后宫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她成功了，但成功得很有限，代价却非常之高。她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铁打钢铸，又病痛缠身，怎能经受长时期的精神压力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操劳？她简直是在戗害自己的健康，损耗自己的生命！她为的是什么？
若说她是为了邀买人心，她却并不想夺嫡当皇后；若说她是为了得上赏以聚财富，她却把皇太后皇帝所赏赐的衣物钱财推施群下一无所惜，封皇贵妃数年竟无积蓄。
但凡出于私心，必定最爱惜自己，决不肯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更不要说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了。董鄂妃所做的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福临的真切的爱！她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后宫的平安宁静。在福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中，齐家，是董鄂妃帮助他实现的。
贤哉董鄂妃！这真是一个集封建社会妇德于一身的东方女性的典型，她的情爱与贤惠已融合一体、难解难分了。
这一场废后危机终于结束了。早殇的不到一岁的皇四子被封为荣亲王，并按亲王制度规格修建了陵园。墓前立了一块御制碑，上面刻写着悲痛的父亲顺治皇帝亲撰亲题的“皇清和硕荣亲王圹志”，其中不但称皇四子为“朕第一子也”，完全否认了当时养育宫中的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还有一段特别伤感的文字：
呜呼！朕乘乾御物，敕天之命，朝夕祗惧，思祖宗之付托，翼胤嗣之发祥。惟尔诞育，克应休祯；方思成立有期，讵意厥龄不永！……
有目共睹，福临对皇四子的异乎寻常的恩宠和立其为太子的意图，正表达了他对皇四子生母董鄂妃的深切的爱。
应该说，在爱情上，福临是帝王中的幸运儿。他全心全意所爱的人，也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在这三年里，他行船在人性、个性和爱情追求的顺水中。
但是，这专注的真诚的爱，是违反当时的宫规、祖制和世情的，被称之为“宠侧妃”而当做皇帝的失德。
这就是说，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生活中，福临也处在顺水逆风的境地。
荣亲王之死，是逆风加强的信号，也将揭开不幸的序幕。
己亥之秋（1）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岁在己亥，对福临来说，应是很美好的一年，因为，自他亲政以来推行新政的各项建革，都已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由于政策对头，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徭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1900万；田地山荡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都出现一派丰昌景象。
随着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却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国力的增强、严厉处置丁酉科场案，也大大地消解了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敌意，一些闭门不出或隐匿山林的高人名士，此时纷纷重登仕途、再进科场，出现了“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齐夷下首阳”的奇观。
最硕大的果实，是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个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传到福临的三代人的心愿，终于在福临手中实现了！
自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授命洪承畴经略南方，解决南明永历朝廷以来，整整四年多，洪承畴基本上是围而不攻。朝中亲贵大臣对此猜忌百出，不是攻击洪承畴老师糜饷，不堪重用，就是猜度他念明朝旧情，不肯进军，甚至刻毒地密奏他私通南明，纷纷要求将洪承畴革职罢免。
老于宦海行舟的洪承畴为此也是自危不安，多次上奏自陈：“年已六十有四，须发全白，牙齿已空；右目内障，久不能视，只一左目昼夜兼用，精血已枯”，而且任职三载有余，“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等等，请求皇上予以罢斥处分。
福临却力排众议，始终重用洪承畴。在朝廷上下非议洪承畴最起劲的时候，福临却说：“大学士洪承畴受命经略已经三年，所统各官眠霜冒雨，不得休息，理应颁赏加奖。”拨发了大量甲胄、鞍马、弓矢、衣服等物品颁赐给洪承畴及所属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官员。当洪承畴迫于朝中攻讦的压力，自陈老病无功，请求罢免的时候，福临不但不准，而且明谕留任，还给洪承畴加太傅，兼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