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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布木布泰与多尔衮从少年时代起，就彼此倾慕，彼此怀有深切的情愫。二十多年的宫廷内外的斗争磨炼，早就使布木布泰变得处事清醒又冷静。她很懂得决不可感情用事，但在必要的时候却可以用感情去做事，以达到比感情本身更高的目的。
当初两白旗与两黄旗争夺皇位时，布木布泰以情爱、婚约甚至委身的办法取得了多尔衮的谅解和退让，使儿子得践帝位；此刻，她又以感情为牢笼，下嫁为手段，笼络住多尔衮的情，限制住多尔衮的篡位野心，进一步维护儿子的皇位，保护母子们的安全。
母亲下嫁叔父，福临并无异议。收继婚是满蒙藏等游牧渔猎民族的婚姻习俗，皇室从本民族之俗，也很自然，都是福临十分清楚的：祖父努尔哈赤的第二大福晋是从族兄那里收继来的，父亲皇太极的宸妃、贵妃和淑妃原来也都是别人的妻子；叔父英亲王阿济格娶过他哥哥德格类的福晋，大哥肃亲王豪格和堂兄克勤郡王岳托娶了叔父莽古尔泰的福晋，摄政王多尔衮又娶肃亲王豪格之妻为继福晋。就是福临自己后来也把弟弟的妻子收进宫来立为贵妃。聪明如福临，已经长到十一岁，怎么也能懂得母亲为保护自己而采取这一行动的苦心。但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保护母亲、不能自保，倒需要母亲用下嫁的方式来卵翼护佑，这是他的自尊心所不能忍受的！他自然迁怒于多尔衮，旧恨新仇，从此愈积愈深。
太后下嫁，母子便分宫而居了，常常数月不得一见。母子亲情被隔断，母亲的关怀爱护被夺走，又处在摄政王的亲信们时时刻刻的监视之中，不知何日会有性命之忧，福临的恐惧、孤独、寂寞、痛苦可想而知，而且他的痛苦、他的心事无人可以倾诉，无人能够分担。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这境遇实在是太残酷了！
或许是母亲给过他暗示，早熟的福临心领神会，小小年纪，就玩起了韬晦的把戏。他成天装得没心没肺，顽闹嬉戏，不是闲游乱逛，就是逗猫惹狗；今天迷上打猎，驰马飞奔，射兔射雉，明天又要打鱼，驾船下网，乐不思归，全然像个没出息的贪玩好动的野小子。对摄政王则感激加恭敬，从无违逆的表情。他的戏演得不错，摄政王始终当他是长不大的孩子，始终没有看透他内心的仇恨。所以篡位夺权的行动始终顾虑重重。终摄政王执政之期，福临得以安全无事。
福临为此不可能不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长期陷入心理矛盾中，要用外表的贪玩嬉戏、无所事事来掩盖内心的仇恨和算计；又要以高傲的天潢贵胄的优越面孔去压住内心的软弱和胆怯，他本是个敏感的孩子，复杂境遇的刺激，使他变得喜怒无常，变得神经质。他的病态自尊可以发展到刚愎自用、狂暴，常常以鞭打侍从太监来发泄仇恨和怒气；但他内心的自卑又使他脆弱到晚来依在乳母怀中落泪。这样的心理矛盾和复杂性格，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太后下嫁 幼主韬晦（5）
幸而，他有一个明睿智慧的母亲对他自幼教诲影响；幸而，在他十二岁那年多尔衮病死，结束了摄政局面，也中断了他的极不正常的成长环境。不然，福临会变成一个孤僻、冷漠、刻忌的怪人，甚至会发疯也说不定。
摄政王多尔衮对大清国定鼎燕京确实有大功，但他也演了一出千百年来屡演不衰的权力迷人蚀人害人断送人的老戏。本来他羸弱的身体就已经与最高掌权执政者的职责难以适应了，却又不断地纳妾，娶朝鲜公主、选八旗美女，正应了一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年仅三十九岁，就一命呜呼了。
母亲和儿子都松了口气。
儿子对母亲充满感激之情，亲政之始，便尊布木布泰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并为此颁发恩诏于天下。
上尊号的次日，布木布泰又以皇太后之尊，诰谕顺治帝福临，说：
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鸿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
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尝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则大业由兹替矣！凡几务至前，必综理勿倦。
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
这不仅是母亲对儿子的厚望、皇太后对皇帝的教诲和鼓励，也充分体现了布木布泰的政治家的风貌。其中“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几句，当是针对福临弱点的最精准的忠告。
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护佑着儿子从清初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奋斗出来，终于把他送上了真正的皇帝的宝座。在后来的时日里，每到关键时刻，母亲还会以政治家的头脑和目光来点拨时复迷惑的儿子，母子间也会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矛盾，但，治国的道路主要靠儿子自己去走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坚决站在儿子一边的。
面对危势的转变（1）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初一日，十三岁的福临在修缮一新的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受诸王群臣朝贺，并颁恩诏大赦天下。他在庆贺典礼中表现出的自尊自信和才能胸襟，给所有的人以深刻印象。参加典礼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主报告说：“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福临确实向他的臣下表示出远远超过他年龄的成熟，令他们十分惊异。
多尔衮专擅朝政，对幼主形成巨大威胁，在朝廷上下不是什么秘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福临仇恨摄政王，理所当然地断定皇帝会为摄政王之死兴高采烈并立即采取报复行动。人们低估了小皇上。
当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岁末多尔衮的死讯传到朝廷的时候，顺治帝立刻诏命臣民易服举丧；当多尔衮的柩车回到京师的时候，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缟服出迎于东直门五里以外，并亲自下跪奠酒三爵，为之大恸；次日下诏赞颂多尔衮的丰功伟绩，不久又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所有这些姿态，无疑对稳定和消除因摄政王骤死而引起的朝政动荡、人心疑虑大有好处。在追尊多尔衮的同时，福临又命亲信大臣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将多尔衮生前擅自取走的皇帝印信兵符，连同赏功册，全部收回大内贮存。纵然有皇太后的耳提面命，纵然有黄旗亲信大臣的支持，这个十二岁小男孩的聪慧和明敏也颇不寻常。
直到多尔衮的同胞兄英亲王阿济格夺权图谋被粉碎，英亲王本人削爵籍没下狱幽禁；直到顺治帝借亲政之机大封了一批年轻的亲王、郡王和一批新的议政大臣，有了足够的支持者，站稳了脚跟，福临才以原多尔衮亲信苏克萨哈等人的告发为词，追论了多尔衮的谋逆大罪，削籍夺爵抄家毁坟，剿灭族党，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清除了多尔衮和他的党羽，基本解决了满洲内部的激烈冲突之后；重新掌握上三旗，形成皇权的绝对优势，进而稳定统治阶层和朝廷大局之后，福临就要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就要亲自来治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摄政王留给他的是什么呢？
入关之初打着吊民伐罪、仁义之师旗号，因而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巨大胜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统一六合、天下大定的目标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梦。顺治亲政的时候，云南、贵州还是南明永历王朝的稳定后方，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陕西、四川等地，还是明、清双方拼死相搏、剧烈争夺的战场。南方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北方地区，由于多尔衮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残酷的剃发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不断激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使清朝的统治难以稳定和巩固。
连年征战，军费浩繁，清政府更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顺治亲政后的三月初六日，召户部尚书询问国库情况，结果国库仅存银二十万两，而四月需支各官俸银就得六十万两，逼得福临只好动用内库银两补齐。
这就是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一个“民心不足恃、钱粮不足恃、兵力不足恃”的“极敝之势”！
怎么办？
福临毕竟是努尔哈赤之孙、皇太极之子，福临的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充满勇武精神的游猎民族的血。骑射起家，马上得天下，弓矢定天下，是满民族的骄傲，也是福临的骄傲。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在前，年轻气盛的他不会退缩，也不能退缩。福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因人废事。他尽管仇恨多尔衮，但对多尔衮制定的各种政策，却并不像对他本人那样彻底打倒。凡是福临认同的，如以汉治汉、整顿吏治、开科取士等，全都保留了。凭着民族的尚武精神，凭着对骠悍善战、凌厉无前的八旗将士的信心，福临也接受了多尔衮实行的勤兵黩武政策，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摆在最前线的，是久经沙场的四汉王的兵马。他们是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
跟汉王们并肩作战，或者做他们后盾并在实际上负有监视他们职责的，是满洲八旗军，最要害的战场还得交给最亲信的满洲亲贵率领的军队。
统领各个战场和各路兵力的奉命大将军，必定是皇室宗亲中那些能征善战的名王。
只是，当年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腥风血雨中征战多年的老一辈开国名将，到顺治亲政的时候大多谢世。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饶余亲王阿巴泰病死，时年五十八岁；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同年，功勋卓著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时年四十岁；
顺治六年，平定江南、智勇双全的豫亲王多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