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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再推让、似乎是不得已而接受的这个结果，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孜孜以求并不断地付诸行动了。
前面提到过，在生母去世继母得宠致使地位下降的孤独中，他度过了童年，这境遇更激发了他争胜好强、奋发图强的性格特征。眼前有父亲这样一位使他崇敬、效仿的榜样，统一女真的频繁战事更给了他磨砺锻炼的机会。最突出的优长，是他勤勉好学，在后金诸大贝勒中，是惟一能够识汉文读汉书的一个。勇力加智慧，使他得以在天命元年后金建国时，成为掌国四大贝勒中最年轻的成员。
四大贝勒自然是最受汗王信赖的，也是继承汗位的最可能的候选人。其中二贝勒阿敏是汗王的侄子而非亲子；三贝勒莽古尔泰的母亲是获罪的大福晋，而且莽古尔泰本人又有弑母之罪，不受汗王喜爱，他们对皇太极继位都构不成威胁。只有大贝勒代善堪称劲敌。当时，不但后金国人，就连朝鲜人都看好大贝勒与四贝勒是汗位继承的竞争者，当事人皇太极还不心头雪亮？
他的表现就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以冒险图功，还处处与身为太子的代善争功。萨尔浒大战中、攻取沈阳的外围战中，他都不顾汗王的亲自劝阻，冒险冲到最危险的地方，但凡与太子代善共同出战，他一定冲杀格外出色、战果格外辉煌，总胜代善一筹。
因为他知书读史，有计谋，善于收揽人心，早有贤明之称，所以他能够团结一大批年轻的女真贵族。他们思想相通，比父兄一辈有更大的雄心和更高的抱负，可称之为后金皇朝贵族中的少壮派，皇太极是这一批人的精神领袖。代善的儿子岳托和萨哈廉之所以首倡立皇太极继位，正反映了这一点。
回过头去看一看，天命五年，由小福晋代音察告密开始引发的一连串对代善不利的事件，最终造成太子被废，好像就不是偶然了。这些事件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这里面究竟有没有阴谋？从事件的过程中似乎看不出什么痕迹，每件事似乎也都是查有实据，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搞侦探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律：要确认一个阴谋的主使者，只须找到这阴谋实现后的最大获利者，就八九不离十。
获利者有代善之子硕托和岳托，他们从此得到公正待遇；获利者有汗王和诸贝勒，没收的代善的僚友部众被他们瓜分了；获利的还有代音察，升到与汗王同桌吃饭的地位；最大的获利者却是皇太极，他从实力上威望上都战胜了代善，而且他获得的是六年累进的暴利——他获得了汗王的大位！
他是不是这次阴谋的实际策划人，谁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他至少是用了很大力量来影响事件的进程。小福晋代音察的生殉，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皇太极难以洗刷杀人灭口的嫌疑。
对于代善来说，他别无选择。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肯拥戴自己继位，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哀吗？实力不如、智勇不如、威望不如、才干不如，即使按顺序立长，自己登了汗位，如何面对汗王去世后这内外交困的险恶局面？他对自己毫无信心。何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己还背着个废太子的旧名声！既然竞争不过，还是退而求其次，无论为大金国着想还是为自己着想，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大贝勒代善以让位之德，获取了贤明的名声。皇太极也有丰厚的回报：清代八家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中，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他的孙子勒克德浑（萨哈廉之子）占其三，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
皇太极继位（4）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风日晴和，秋色宜人，沈阳大政殿前，沿十王亭分左右两翼，长长地排列着威风凛凛的法驾卤簿，斧、钺、刀、戟在阳光中闪亮，五色旗帜在秋风中飞扬，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及文武百官齐集大政殿，正式举行了皇太极登极的盛大典礼。
首先，由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焚香盟誓，以“诸兄弟子侄共议皇太极承父基业”昭告天地；其次，皇太极自誓“敬兄长、爱子弟”；而后，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共同立誓；三大贝勒与诸贝勒又分别立誓，保证全心全意辅佐皇太极。盟誓完毕，已即汗位的皇太极，竟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表示不以臣礼对待。
皇太极这三拜，拜得极有特色，极有意义。
它拜去了三大贝勒的疑虑，它拜出了汗王崩逝的难关度过后的政治安定。
由皇太极这三拜，人们看到了一个英主所必须具备的豁达大度的胸怀，也显示出他的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的眼光。如果说皇太极这三拜，拜出了大清朝的三百年天下，也许太过分。但由于他聪明地在此时此刻维护了传统体制，维持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各种力量的平衡，使得这个立国未久的后金国没有因创始人的骤死而产生政治动荡和分崩离析，皇太极对后金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
他终于登上汗位，接受了诸贝勒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礼，诏命明年丁卯为天聪元年，并颁发大赦令。狭窄难通的瓶颈终于过去了，难怪史书上记载这一天“国中百官万民，皆欣欣然有喜色”。
不过，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后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需要面对的，是十分严酷的现实。由于努尔哈赤晚年错误的屠杀政策，本来就处在敌对势力包围和孤立之中的后金社会内部，更呈现出矛盾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经济困难、汉民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的动乱局势。
皇太极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件事，就是缓和当时紧张已极的民族矛盾。
皇太极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分析民不安的原因是“汉民每被侵扰”，以及兴筑劳役妨碍农务等。他强调满汉一体，在对待逃亡问题上、在进行编户计丁授田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松的措施，使大量汉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取得自由民的地位。这不但缓和了满汉矛盾，更解放了生产力，对后金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皇太极更广罗汉族人才，优礼汉官，敢于重用那些确有安邦治国之才的汉臣，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期只不过是个点缀，养而不用，用而不重用，到天命后期，更是备受冷落和歧视。皇太极知人善任，很快就把范文程推上军机要臣的位置，言听计从；范文程也因此而感戴、而奋发，竭尽忠诚，发挥了他卓越的才干，成为清朝开国的一代名臣。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第一次、也是女真族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开科取士。这是完完全全从中原历代王朝照搬过来的网罗人才的手段。而取士的对象，竟是当年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屠尽儒生时侥幸脱逃、被编为庄丁给满人为奴的三百名汉族生员，从中录取了二百人。此后，每隔四五年，继续开科，吸收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进国家各级行政机构。此举不仅把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从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也在政治上赢得了汉族百姓的感戴和拥护。
在第一件事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办的第二件事，就是初创国家体制和制度。
他即位不久，就在汗王手下破天荒地开设了一个文馆。文馆的职能，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一是记注本朝政事，并处理所有往来书信及臣下奏章，还参与议政。这又是后金国的第一次。文馆表面上是个办事机构，实际上是皇太极进行改革的咨询处，随着皇太极推行的调整与改革的深入，它越来越具备综理国事的功能，成为国家内阁的雏形。引人注目的是，文馆里当值的大臣有很多汉官，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是其中最著名的。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接受文馆中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汉族章京们的联名疏请，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六部与汗王之间，以文馆为枢纽，各负其责，纷繁杂乱的国家事务也就渐渐理顺了。
比较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汗王之下，只有五个议政大臣、十个理事官，几乎谈不上什么国家机构，实在是很简陋很原始的。
此后，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急遽膨胀。五年后，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又停了贝勒掌六部，把贝勒等皇亲贵族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最后，管监察的都察院和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成立，完成了三院八衙门这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
可以看到，皇太极的改革调整是有限度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与八衙门并存、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外又设内三院。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强敌环伺而国势不稳的情况下，满洲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和内战，应该说是皇太极的极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他的明智和远见。
皇太极继位（5）
不过，满洲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事权不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混乱。
皇太极谨慎地，但又是坚决地开始了集权的努力。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