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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尽管从拉丁词multa的观点来说，这个人居于优势，但从multum的观点看，他居于劣势。
现在，当我探索科学的发展时，在我看来，科学似乎开始发现它自身，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它从追求multa转变为寻求multum。从那时起，科学不断地努力减少其命题（一切已知的事实均可从中推论出来）的数目。在这一事业中，它已经越来越成功，而且，通过其新方法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否则，这些事实是不会被人们所了解的；与此同时，它还扬弃了原先作为事实而被采纳的许多幻想。例如，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掉下的速度更快，正如人们可以从掉下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的现象中测试到的那样，这是一种“事实”。但是，这是一种复杂的而非简单的事实，简单的事实是，一切物体在真空中以同样速度下落。从这一科学事实中可以推导出日常的事实，而不是相反。正是这个事实成为疑难的对象。
人们可以把科学的进步看作是已知事实之数量的稳定增长。于是，人们可以形成一种观点，即许多知识意味着multa的知识。但是，科学进步的一个十分不同的方面也是可能的：单一性（simplicity）的增加——当然不是从越来越容易学会这一意义上所说的，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即对业已掌握科学体系的人来说，这种科学体系成为越来越聚合和统一的整体。或者，从另一角度来表述，科学是无法与图书目录相比较的，因为后者根据任意的原则将全部事实排列成表，就像图书馆里的图书根据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那样；科学是理性的（rational）；事实及其顺序也是一样；没有顺序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彻底了解一个事实，我们便可以从这一事实的知识中了解众多的事实。根据这一观点，许多知识是multum的知识，是理性系统的知识，是一切事实相互依存的知识。
科学和学科
当然，科学在达到其目标方面从未获得成功。在科学发展史的任何一个时刻，科学理想与科学成就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科学体系从未完整过，始终有一些事实，不论是已经发现的旧事实还是正在发现的新事实，向科学体系的统一性提出挑战。显然，这一情况发生在任何一个个别的科学范围之内，当我们考虑不同科学的多样性时，该现象甚至变得格外明显起来。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发源地产生的。第一个科学冲动并不指向不同的特殊课题，而是普遍的。用我们目前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哲学乃一切科学之母。
科学的进步具有一种标志，即渐进的特殊化（Progressivespecialization），而我们的科学——心理学，是最后获得独立的一门科学。这种分离和特殊化是必要的，但它与知识统一性的目的相悖。如果一些彼此独立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得以发展，各门科学本身可能是相干的，那末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呢？一种multum如何从那个multa中产生呢？这项任务随着科学功能的完善而必须被完成。我是最后才看到在科学的实际应用中科学的价值的。对于距离地球数百万光年的星球光谱线之移动（Shift）所作的解释，比之建造一座具有创记录跨度的新桥或者越洋传送照片，在我看来是科学上更加伟大的胜利。但是，对于所有这些而言，我并不认为科学可以被合法地视作相对而言少数人的游戏，这些人享受科学并以科学谋生。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不能完全脱离行为。
科学和行为
当然，行为没有科学也有可能产生。在第一个科学火花迸发以前很久，人类便已经开展其日常的事务了。到了今天，成千上万生活着的人们，他们的活动是不由我们所谓的科学来决定的。然而，科学必然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日益增长的影响。对这种影响予以粗略而简要的描述，将会使科学更加明白地突显出来。倘若对其差异加以夸大和程式化，我们可以说，在前科学阶段（prescientific stage），人类的行为按照情境教他干的方式那样去干。对于原始人来说，每件东西均表明了其本身，以及他借此应该去做的事情，一只水果说：“吃我”；水说：“喝我”；雷声说：“怕我”；而女人说：“爱我”。
世界是有限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是可以操纵的，知识是直接的和相当不科学的，在许多情形里，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形里，它们则是令人失望地错误的。人类在其原始的世界里缓慢地发现这些错误。人类学会不再信任事物告诉他的情况，并逐步地忘却鸟类和石头的语言。相反，他发展了一种称作思维的新活动。这种新活动给他带来巨大好处。他可以构思事件和行动的结果，从而使他从过去和现在中解放出来。通过思考，他创造了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一种不再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而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于是，知识变得越来越间接，而活动在通过物质世界丧失其直接指导性的程度上变得越来越理智化。此外，思维过程摧毁了原始世界的统一性。思维发展了类别和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有其自己的特征、行为方式或定律。然而，要求作出决策和即时反应的具体情境并不仅仅属于这样一种等级。因此，如果活动由科学知识来引导的话，那末它必须服从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而且这样的过程通常不能提供一种清晰的决策。换言之，原始人的世界直接决定人的行为，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科学世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则常常难以做到这一点。推理似乎揭示了真理，但是一种真理不会给行为以指导；对于这种指导的要求仍然保持着，而且必须满足。于是，最终产生了科学和宗教的二元论（dualism），它包括双重真理说（double－truth theory）、痛苦的敌意和科学的伤感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均不能令人满意。
科学的危险
人类必须为得到的每种收获付出比收获更高的代价，这是不是人类的悲剧呢？我们是否必须以瓦解我们的生活来作为科学的代价呢？我们是否必须在工作日否认我们在礼拜天立下的誓言呢？作为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不存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必须。科学在建立理性的知识体系时必须选择十分易于顺从这种系统化的事实。这种选择过程（其本身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涉及到忽视或拒绝一些事实或方面。只要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这一过程便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在获得成功时，科学容易忘却，它并没有吸收现实的一切方面，而且容易否认它曾忽略的那些方面的存在。因此，它并未记住使一切科学得以产生的问题，而是以“上帝是什么，我们是什么……”等问题予以嘲笑，并把坚持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们视作返祖现象的遗物。
这种态度，它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功绩，必须加以拒绝，并不是因为它对宗教怀有敌意，而是因为如果它得以坚持的话，它将关上导向一切问题本质的大门，从而阻碍科学本身的进步。我的观点是，没有一扇大门可以向科学关上；在这一点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天的科学或昨天的科学能够对这些基本的问题作出回答，正像众多的激进分子，也即具有最佳动机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我在意识到科学不完整的同时，认为科学应该逐步试着扩大其基础，以便包容越来越多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科学最初认为应予排斥的），并得到越来越好的装备来回答那些人类无法予以否认的问题。倘若科学误解其任务，那末它将始终处于丧失其独立和完整地位的危险之中。非法的王位篡夺者将始终会找到觊觎王位者。对理智的谴责（据假设，这种理智在我们世界的某些部分占有巨大的比例，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似乎是这种错误的科学态度的结果，尽管它本身的错误并不更少。在后面的一章里（见第九章），我仍将回过头来谈谈这个题目，并指出，倘若科学遵循着我曾简要地指明的那条途径发展的话，它将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一种科学应该有助于重建原先的统一，尽管是缓慢的，但却是肯定的。对于这种原先的统一，科学曾为了发展而不得不加以摧毁。
由此可见，一门科学之所以获得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收集到的个别事实之数量，而在于它的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力量，这种结论与我们开始讨论时的陈述是十分对立的。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轻视事实，因为理论是事实的理论，而且只能由事实来检验，它们并不是对事物可能是什么的呆板推测，而是对事物的调查（surveys）和直觉（intuitions）。因此，在我的心理学描述中，我将强调理论方面；当然也要报道许多事实，但并非仅仅是事实的罗列和堆砌，或者仅仅是展示一些奇异的现象，以便与蒂索夫人（Mrs．Tussaud）的蜡像作品作比较，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中的事实——就人力所及的范围而言，它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宠爱的体系，而是它们内在地所属的体系——也就是说，从理性上可以理解的事实。
作为学科的科学
然而，如果这种程序忽略了科学的另一方面，那末这种程序便毫无价值了，这另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讨论中是被省略的，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建立中最大可能的确切性。由于这种确切性的要求，科学自身摆脱了科学家个人的愿望。一种理论必须由事实来提出要求；反过来，理论也对事实提出要求，而且如果事实不能与理论相符合，那未理论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不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便是学科。我们不能做随心所欲的事，而是必须做事实要求我们做的事。科学的成功已经倾向于使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负。但是，这样的自负是不恰当的。一个人既是最伟大的主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