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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靠近了那艘在燃烧的巡艇。火舌舔着它的船舷。甲板舱和指挥桥已经不见了，这是被炸起的浪涛打掉的。我们打算把火扑灭掉的企图，一点也没有效果。火焰在蔓延开来，汽油烧着了，弹药在爆炸……
显然，这艘巡艇是无法挽救了。我们决定把上面所有较贵重的东西，如大炮、机枪、技术设备等都给拆卸下来。为了做这件事，必须把猎艇靠在正燃烧着的巡艇的舷旁，并且上去几个人。愿意去的人数比所需要的数目多。我选派了弗罗洛夫和波路艾克多夫。阿莫辛派了水兵长格里哥里夫。
这时候，两艘从南方巡逻线上来的猎艇，载着伤员们（被炮火所伤的以及灼伤的水兵们）送到岛上去。三位英雄在浓烟和烈火之间，在爆炸着的弹药中间，敏捷地执行着所担负的任务。我留在原地指挥射击。在那边艇上的几个人继续工作着。他们把几挺机枪卸了下来，搬到我们的甲板上。
“艇长同志，”我听见斯米尔诺夫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请您命令把护舷物垫上不然的话上面的漆便要擦掉了，那多可惜，这还是新漆了不久的呢。”
进行工作的人们镇定的态度，使我惊叹；因为，就在不远的地方，还有炸弹在爆炸，水面上还有弹片在乱飞。
当我们卸下弹药和仪器的时候，不料有几个油槽爆炸起来了。碎木片和炽热的铁皮纷纷向我们落下来。那艘燃烧着的巡艇炸成两段沉没了。幸运得很，弗罗洛夫、格里哥里夫和波路艾克多夫总算跳过来了。我们全都除下了海军帽，向我们这位战友告别。
这一艘猎艇艇长想用烟幕来躲过敌机的空袭的希望，就是这样破灭了的。
这一天一夜的其余时间中，敌机没有让我们安静过。“容克”机盘旋着，老是想从舷侧或是从艇尾冲下；但是，我们老在顽强地转着，用艇首朝着飞机。后来，它们变得厌烦了，便要进行攻击。可是我们已在它们的下面了。我们的战术弄的德国人很苦恼。他们也狡猾起来：他们有时从背着太阳的方面俯冲下来，有时用掠地飞行偷袭过来，有时分散成几个小组，从不同方面飞来，或者在急转弯中把炸弹投下来。然而，这一切企图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用密集而准确的炮火迎击他们，迫使他们过早进行袭击，而将炸弹远远地扔在一边。
我们几乎有三个昼夜没有睡觉了。耳朵里不断在嗡嗡地发响，脑袋在发沉，好像灌上了铅一样。
在空袭的间歇时间中，我们和弗罗洛夫讨论着新的射击飞机的方法，并且作了几次演习。结果不坏：就在第一次攻击中，便有一架“容克”机惊慌地躲到一旁，因为它已尝到相当滋味了。在艇旁爆发的一枚大炸弹给了我们一种消遣，我们拾了半小时的鳊鱼和鲈鱼。有一条大八目鳗也给抛了上来。对于不到一公斤重的小鱼我们瞧都不瞧。
我请阿塞也夫和阿莫辛在空袭的预定幕间休息时候用来晚餐。为了烹调这些鱼，我们的炊事员离开了他的战斗岗位，穿着白衣白帽坐在艇首剖开鱼的肚子挖取内脏。别洛波克坐在机枪口，即兴地作了一首题为“炸鲈鱼”的探戈曲。斯米尔诺夫谈论着鱼的种类，以及把它们作成小酒菜肴的烹调方法。冈察洛夫建议送一条给德国佬吃，将鱼和炮弹一同塞在弹筒里。弗罗洛夫不同意，他说最好把德国人送到鱼那儿去，让他们自己去挑他们爱吃的鱼。
烹调好了的鲜鱼的香味，使人的心情变得更加愉快。已有人在说，少了一点酒，显然有点辜负这样好的小菜。
十点三十分，晚餐已经做好，我们正准备开始宴会了。但这时候，斯列波夫又报告上来，说是又有一小队“容克”机出现了。
“容克”机仍还企图从舷侧突入；我们就“分散”地开动马达，在原地回转着，各艇的艇首老跟随着飞机在转。这样过了四分钟，敌机驾驶员发火了，便向下冲来。领头那架飞机是对准我们的猎艇的，第二架跟在它的后面。我指挥猎艇用缓慢的速度正好在一架“容克”机下行驶。弗罗洛夫转身守在炮跟前，盯着这架飞机。射击声响了，按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三个红点，一个跟着一个，直向飞机迎去。第一个在飞机面前飞过，第二个也飞过了，第三个呢……第三个正好打在炸弹上面！在第一架飞机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大团黑烟，中间有深红色的火光亮了一亮。两具引擎，一些碎片，三个人影在空中翻着筋斗直落下来。这便是这架飞机所遗留下来的全部东西了。
我们的欢呼声几乎淹没了马达的吼声。甚至不得不准许轮机人员也从舱口里探出头来望望。
第二架飞机微微地侧着机身飞行着；飞机上一架引擎已经不响了，显然受了剧烈的震伤。大炮和机枪又响了起来。飞机摇摆着，高度是迅速地在减低。阿莫辛艇上所发出的一颗准确的炮弹打在它左翼上，这片左翼便开始摇摇欲坠了。这时候，贝莱伊的机枪的子弹正打在机身上。过了几秒钟，飞机落在水里，激起了许多水花的喷泉。两艘猎艇争着向飞机坠落的地点驶去。从水里捞起了几个德国飞行员的尸体和几张降落伞。
从驾驶员的口袋里，我们搜出了一些德国占领军的马克票，法国的法郎和生丁，芬兰钱币，妓院准许证，饭票，小狗护身符，春宫画，铁十字，“攻克克里特岛”纪念章，法国纸烟，以及其他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大堆废物说明了德国强盗的思想内容和生活要求。这是一堂最雄辩的政治课。
不久，我们临时受其管辖的那个小队的小队长乘着一艘猎艇来了。他祝贺我们全体人员获得的胜利。于是便讨论起来，叙述起来了。原来“容克”机的爆炸在岛上也看见了。我们缴呈了降落伞和在德国佬身上搜到的一些文件，补充了弹药，以后仍又单独地留在海湾里。
东方已出现了朝霞。又是一个不眠的昼夜过去了。人的忍耐力究竟有没有限度？
这时候，维克多·雷巴柯夫是简直来不及接收贺电了。
“艇长同志，怎么办，连歇下来抽支烟的功夫都没有。”他开玩笑地向我诉苦说，同时交上了一百七十六件贺电！
在这些贺电之中，有一份是波罗的海舰队指挥部的军事会议拍来的：
“阿塞也夫、阿莫辛、切尔尼谢夫诸同志：祝你们全体人员击落敌机二架的战绩，并愿你们更进一步成功地消灭可恨的德国侵略者。”
我们把这份电报读了好几遍。倦意立刻就完全消失了。在友爱的叫喊声中，大家把那几位立功的功臣——打下飞机的弗罗洛夫和贝莱伊，以及收到电报的雷巴柯夫往上抛了好几次。
雷巴柯夫站在甲板上恳求说：“弟兄们，请不必这样庆祝了：让我抽一支烟吧！”
在阿莫辛的猎艇上，大家抬起了用准确的射击打落第二架敌机的诺夫斯基。
大家抽了一支烟后，早晨四点钟时，庆功宴终于开出来了。我们把一块大的白桌布摊在甲板上，大家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当值人员不耐地踏着脚，但仍旧像以前一样警惕；因此，猎艇在任何一刻都能够击退通常的袭击。
敌机在“作息时间表”规定的这个时间中并没有出现。
白天开始了，敌机仍旧没有来。显然，德国人一定在那里想什么花样了。
下午四点左右，来了两架芬机。它们采取掠地飞行直向我们冲来，但一遇到我们的炮火便飞开了。
愈逼近晚间，我们愈加确信德国人一定在准备报复。我们等待着一场激战到来，不离开战斗岗位一步。
我竭力在设想可能到来的各种被袭方式以及击退它们的办法。……“假如象第三天那样飞来突击呢？那末，开足马力前进，然后转向一边！必须获得尽可能大的侧移。那末，‘表尺’的差误量也可以增大。飞机是用整个机身来瞄准的，它只须略为改变一下飞行水平度，便很容易校正瞄准器，但同时，它却必须改变航向来校正表尺。假如要改变航向，那末机身便会在急转时倾侧，……在急转时射击，便具有较大的散步面……只有在投弹时不可以处在飞机下方；那样的话，甲板上所有的人便完蛋了。”
我们知道敌人是遵守时间规定的，因此，在晚间袭击前十分钟的时候，便开动马达，慢慢地逆着波涛行驶着。
北方，云朵之间一块明亮的天空上，真的有几架“米塞一Ｏ九型”机的修长的身影出现，接着又消失了。
表上指着十点四十四分。阴暗的、狭窄的“米塞”机的影子与暗蓝色的水平线完全溶成一片。这批法西斯匪机以三个纵队，每队四架，伸出了起落架，掠地飞行着。它们所装置的回声笛发出可恨的呜呜声。
弗罗洛夫不等听见口令便对着向我们猎艇飞来的一个纵队开了炮。“米赛”机当即用全部小炮和机枪回击。从飞机翼上伸出一道火墙，直落在水面上，并且在我们的头上飞过。
“舵转左！”
“是，舵转左！”
传话器的指针两度跳到“全速前进”上。别洛波克从舱口伸出头来，又钻进轮机室去了。
火墙已十分逼近。我用眼估量了一下距离，看出只有领头一架的炮火瞄准着我们，其余两架的炮火全没有瞄得准，都打到艇尾后面去了。一会儿，炮火就在艇旁飞舞着……这时候，在这一霎时之后，就是猎艇的生死关头了。
斯米尔诺夫在后退。他好象要跟我靠在一块似的，我生了气，叫道：“糊涂！”而且，他还妨碍我注视飞机以及枪炮的弹道。我用力将斯米尔诺夫推到旁边。这时候，枪弹和炮弹就像雨一般地落在猎艇上。檐板上的玻璃打成粉碎四处乱飞……指挥桥上发出了焦味。接着，那架领头的黑色的细窄的“米赛”机从猎艇旁边飞过，钻入艇尾之后不远的水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