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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切地微笑了一下，又说：“总而言之，朋友们，让我们别再抱怨了，让我们来研究那些马达，好好地去研究那架无线电水中听音器吧。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猎艇的构造，好使它们在战斗时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于是，我们就停止无益的埋怨，着手工作了。我们研究着艇上和联队参谋部里所有的文件，在各个舱房里钻来钻去，坚持向年长的指挥员、军士和水兵们请教。当然，怀着不应有的中尉的高傲感去向水兵请教是不自在的，但是环境逼着我们非这样做不可。有些实际问题，在训令中是得不到说明的，只有直接使用过那些仪器机件和装备的水兵，才能作出详尽的说明。
青春、对海洋的爱、希望能早日积极参与卫国战争的愿望，占了优势。我们花了好几夜时间研究了战术程式、各种教令、图表和航图，很快就积累了好些新知识。对各种机件作了一些战斗实习和练习，又使我们得到了实际的技巧……
七月六日我初次踏上了我的猎艇。值班中士贝莱伊把胳膊肘靠在指挥桥的栏杆上，站在那里。
“您找谁？”接着，他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
“我是派到你们艇上来担任助理艇长的。艇长呢？”
贝莱伊从容不迫地走下了指挥桥，对我说，艇长上参谋部去了，艇上最高人员只有上士别洛波克。贝莱伊说起话来慢吞吞的，略带一点乌克兰口音，他的眼睛就像在搜索我似的。
“您好，中尉同志，”从我身后传来了这样一阵语声。
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上士。
“这大概就是别洛波克了，”我这样想。
“您好，别洛波克同志！”
别洛波克的手很大，手指细长，我的手掌全部埋在他的手里了。这位上士的力气是惊人的：跟他握手之后，我好久不能动弹我的发白的手掌。他亲热地微笑着，好意地用他的灰色眼睛细细地瞧着我。
我挥了挥发麻的那只手，向船尾走去。
“好吧，请谈谈你们的工作……是怎样作战，怎样生活的？”
“不错，我们已经开始作战，干过一些事情了，”别洛波克用一种悦人的低沉的胸音说道：“六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在战斗的警报声中，出发到拉凡沙里去担任巡逻，刚刚才回来呢。我们艇上的人员大都是年青人，刚从学校里出来；只有我和贝莱伊两个人是老头子。孩子们全都很好，聪明懂事，只是技术方面还差一些。”
别洛波克的服装清洁，穿得整整齐齐，甚至带有一种服务多年、爱好这种行业的水兵的漂亮风度。他硬说道：
“前几天从一艘给潜艇弄沉的运输舰上救起了好些人；有一百多个呢。”
“你们把潜艇打沉了没有？”我关心地问。
“没有……”
“为什么呢？”
“就为了要救人！在那地方，没有旁的船。”
“放走了，可惜，”我说着，一面思索着，假如我处在艇长的地位上，该怎么办。
我得不出满意的答案，于是决定，这件事应该等到哪天有空在我们的“军事会议”上和同志们详细地分析一下，讨论一下。
于是我故意高声说：“那个值班员显然不知道值班时应该怎样处理他的服装，也不知道有职位较高的人经过的时候怎样。请您把这些事情告诉他；否则，对于年青的士兵便是一个坏榜样。”
别洛波克回答了一个“是！”，在我背后对贝莱伊伸伸他的青筋嶙峋的大拳头，于是，这个值班员默默地开始整理他的袖带了。
轮机员住的第一间底舱，给人一个愉快的印象。船舷两侧的几个铺位收拾得很整齐，褥单像是新换上的，在小柜子中整齐地放着清洁的器皿。但是第二间底舱，收拾得不整齐，通风也不好。一个水兵坐在床铺上，在缝缀一条拉破了的裤子；另外一个俯卧在床上看书；第三个在上铺和衣睡着。我们进来的时候，水兵们都站了起来。
“你们好，同志们。你们这里的空气闷得很，最好是通通风。”
“开窗！”别洛波克命令道。
我望望那本书，那是本《战争与和平》。
“您姓什么？”我问看书的那一个水兵。
“斯米尔诺夫，舵手。”
斯米尔诺夫身材不高，但很壮健，长着一张宽阔、坦白、严肃的脸，这张脸上还未曾碰到过剃刀。
“您喜欢这本书吗？”
“这样的书不能不喜欢？可惜读得太晚了。该早些读才对。”
“您哪一年在哪个学校上学的？”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读完了七年制中学，以后在成人夜校里上过学。”
“是莫斯科人吗？那末我们是同乡了。”
斯米尔诺夫的脸上浮起了愉快的微笑。
我请他在空闲的时候上我那里去谈谈莫斯科和文学。
第二个艇员，就是那个正在缝纫的艇员，原来是艇头炮长马留丁。
“您的级位呢？”
“中士。”
“那末，请您说说看，您在这个舱里既然是舱长，怎么可以让水兵们和衣躺在床上。”
马留丁沉默了一下，回答说他并不是舱长，不过他也没有想到要表现主动的精神。
我走近那个正在睡觉的水兵，发现他的帆布工作服上满是油污，比最肮脏的火车头司机的罩衣还脏。他的脖子和两手比他的衣服也干净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没有缚好带子的大皮鞋的脚，搁在漆过的搁板上。
“这是谁？”
别洛波克瞧瞧睡着的那个人的脸。
“吉菲莫耶夫。”
“他的职务是什么？”
“炊事员。”
“什么？！”
“炊事员……”别洛波克不好意思地重说了一遍。
这使我也有点恼怒起来：“马上叫他起来，要他立刻把手脸都洗干净，然后叫他上您那里去。”
到轮机房去的时候，我们又经过贝莱伊旁边，他已经穿上清洁的、熨平的法兰绒制服了。当我们走到他身旁的时候，他灵巧地把手举到制服帽的帽沿上，制服帽是放肆地歪戴着的。可是他的眼睛却是严峻地甚至怀有敌意地斜视着。
当我还没有走进第一马达间的时候，便听见了一段清晰的报告：
“中尉同志，第五战斗组的人员航行之后正在忙着检修机件。”马达间的小组长加夫里洛夫这样报告道。
加夫里洛夫许多地方都像他的上司别洛波克：宽肩膀、在工作服下面微微地蠕动着的肌肉球，他那专心的眼睛里射出严肃的眼光。
和他并排站着的是一个瘦瘦的小伙子，他长着一张姑娘似的美丽的脸庞，和一头亚麻色的头发。
向加夫里洛夫问好之后，我把手伸给这个小伙子。
他在握手的时候自我介绍道：“叶尔马柯夫，电气技术员。”
于是他的眼睛里因为忍着笑而光亮起来。
“您一向是这样高兴的吗？”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无论在战斗环境里，无论在执行海上的勤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叶尔马柯夫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迅速地说着。
马达间与加夫里柯夫那艘猎艇的马达间没有什么差别。一眼看到的都是清洁的景象，没有水迹、煤烟或是污泥。地板是亮亮的。铜质的配件像金子一样发亮，镀镍的零件上反射着日光。舷板的内侧以及隔板的下面有半截精细地漆成青灰色，隔板的上半截和天花板漆成淡白色，好像是医院的外科手术室似的。加夫里洛夫和叶尔马柯夫穿着清洁的虽然已经褪了色的工作服。无疑地，这种清洁整齐的景象，全都是别洛波克的“过错”。
我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等候艇上回来，这时我便要求别洛波克把艇上的人员名册和艇上其他的文件拿给我看。
原来工作人员中大部分人的服务期限，都是一两年，只有不多几个，主要是各部门的组长，才在海军里服务了近三年的时间。所有的人全都和我的年龄相近，只差一两岁上下。毫无例外，全都经过七年到十年的教育。
别洛波克描写了各人的特点，巧妙地模仿着他们说话的态度，扼要地抓住了每一个人的特点。这些水兵活生生地在我面前出现，我相信，经过他这样说明之后，就是没有别人帮助，我也可以认出许多人来。
不久，艇长回来了。我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艇长是一个中尉，中等身材，脸上相当呆板，对我也没有问什么。我以为，他会问我关于学校里的事情，因为他比我早二年毕业。但是，他对于学校显然并不关心。
我简短地把自己的事情讲了一下，可是他一直沉默着。当我谈到关于我对本艇的印象的时候，指出了各舱的状况中具有一种不可忍受的差别，还指出某几个水兵的不整洁的外表。但是，即使是这一些事，也没有使这位艇长激动起来。他用无力的、好像是漠不关心的声调说，助理艇长的位置已空缺好久了，接着他要我看看艇上的各种文件，着手做组织工作。
“你自己去和本小队长联络好了，”他叫我离开的时候，这样地吩咐我。
夜间，我坐下来研读文件，文件多得使我吃惊。值日簿、航行日记、作战日记、战斗准备日记、关于各种用具、弹药、燃料、油类的收入和消耗的记录簿，各种关于武器、机件、仪器的图样，它们的说明书，在各种不同战斗条件下使用的各种武器的规则，各种教令，一切全都和大军舰一样。但是，在大军舰上文件是由几个职务不同的军官负责管理的，而这里全部堆在助理艇长的身上，我害怕我会在文件的海洋中淹死的。
到了清晨五点钟，我才爬上上铺，呼呼熟睡。
然而，习惯仍得到胜利，早晨七点钟，我已经醒来了。我想赶快起来，于是头马上碰在横木上，碰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