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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同样也会以其他方式来临。在一项于1941年5月23日公布的关于充分利用苏联经济的文件中，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声称，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饥荒以及数百万苏联民众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有些德军士兵则为自己的所见所闻而痛苦不堪。炮兵罗伯特·鲁普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很少哭泣，因为当你身处这样一种环境中时，哭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等我再次回到你的身边自由地享受安宁与快乐时，我们真的有必要大哭一场，那时你才会真正理解你的丈夫。这里的情况不允许哭泣，即使呈现在你眼前的是极为悲惨的景象……一种源自人性的怜悯之心和一种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渐渐地让所有的人觉醒，一种深深的羞愧感在每个人的心中蔓延。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值得享有被爱的权利。”1941年12月4日，鲁普在大雪纷飞中的卡希拉阵亡。
第3章 苏联的防御配置（1）
在战争初期，面对德军的迅猛攻势，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因为准备不足而措手不及。然而苏军在1941年迅速重整装备，投入了新型战斗机和诸如…1和…34等新型坦克。此后两年，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不断完善的战略战术，不仅使得苏联扭转了不利局面，而且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在战争初期，正是由于斯大林迟迟不愿相信希特勒会单方面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才使得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41年春，斯大林收到了许多有关德军正在苏联和波兰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但这些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斯大林坚信德国不会背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而并没有提高安全戒备等级。他也许不愿激怒那位德国元首，抑或坚信希特勒不会在其西部还有英国人困扰的情况下在东部再发动一场战争，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同时在两线作战，往往是自取灭亡。
在斯大林不以为然的那些情报中，有许多是关于德国正在改建和扩建穿越东欧一直延伸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和铁路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奥托工程”（“奥托”代表“东方”），该项工程始于1940年10月1日，竣工于1941年5月10日，实际上是在为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作准备。
苏联情报系统
在日本东京，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共产党员，同时也是苏军情报系统的间谍，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的时候获得了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可靠情报，并通知了苏联有关部门。
在德国和德国占领区，一个名叫“红色唱诗班”的大型情报及抵抗组织早在1938年就开始向莫斯科输送情报。尽管这个组织在1939年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就已经表示不再与德国政府为难，它还是在德国突袭苏联前夕给了斯大林必要的警告。“红色唱诗班”在1941年德国对苏开战后重新活跃起来，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拥有大约100人的通过无线电向苏联传送情报的组织。
这一系列行动的幕后主使者是一位名叫利奥波德·特雷珀尔的波兰籍犹太人，他居住在比利时，负责跟那些与纳粹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进行联系。特雷珀尔曾化名吉尔伯特。“红色唱诗班”有几名最重要的联络员，譬如在柏林纳粹空军总部工作的哈罗·舒尔茨－博伊森，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另外一名联络员叫阿维德·哈奈克，他是一位著名神学家的侄子，妻子米尔德里德是美国人。1942年8月，德国反间谍机关逮捕了46名“红色唱诗班”无线电发报员，缴获了他们的设备。这些设备紧接着被纳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用来向苏联发送虚假情报。“红色唱诗班”的成员遭到严刑拷打，所有人最后都被德军吊死在柏林的监狱，而米尔德里德·哈奈克和其他妇女成员则被送上了断头台。特雷珀尔在法国被捕，在经受了几轮审讯后，他成功地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他在获得自由后飞往莫斯科，可就在这里，他被控与抓捕他的德国反间谍机关私通而再次被捕。在经过了10年的牢狱生活后，他在斯大林死后移居到以色列。
苏联红军
苏联红军主要由五部分构成：陆军（占79．3％）、海军（占5．8％）、空军（占11．5％）、国土防空部队和预备队。其中，比重最大的陆军主要分为五个兵种（步兵、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炮兵、骑兵以及空中突击部队），以及一些为铁路、公路、工程、化学、防卫以及通信提供技术支援的后勤部队。
苏联红军中的步兵部队也被称为“步枪部队”，这反映出在苏联人的传统观念里，与纯粹的步兵相比较，步枪手占据着非常高的地位。1941年6月，步兵部队是陆军中规模最大的可以单独作战的部队，占前线军队总数的75％。在战争开始时，苏联红军共拥有303个师，其中88个师正在组建过程中，尚未具备战斗能力。此时，红军步兵部队大致可分为四类：178个基本的步兵师、18个山地步兵师、31个摩托化步兵师（组成机械化军）以及2个独立的摩托化步兵师。
第3章 苏联的防御配置（2）
虽然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只占到苏联红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但它们在大决战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1941年，红军机械化部队规模庞大，由29个机械化军组成，每个军都拥有2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步兵师，这一数目远远多于当时入侵苏联的德军装甲部队。然而，苏联红军当时虽然号称拥有28 000辆装甲车，但实际上只有2 000辆可以真正投入战斗。
苏军坦克部队装备的大多是－26型步兵坦克和快速坦克，配置了45毫米口径的火炮，这些已经被淘汰了的装备却成为德军Ⅱ型坦克的对手。但是，坦克的维护工作以及零部件的短缺成为红军面临的一个不小的麻烦。1941年，44％的苏军坦克残破不堪，亟待大修，而26％的坦克无法就地修理。随着苏军坦克部队被击败，他们在身后留下了许多破烂不堪的车辆。
在东线战场，英勇的苏军炮兵部队给德军部队造成了60％～80％的伤亡。在战争初期，每个苏军步兵师都拥有2个配备76毫米、122毫米、152毫米口径火炮以及榴弹炮的炮兵团。德军炮手对于苏军炮兵的技术能力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的火力在预料之中，炮弹的射程也非常有限。
由于老一代共产主义领导人和老兵的感情，苏军骑兵部队被部分保留下来。他们在战争初期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但在后来也有了一些用武之地。坦率地讲，苏联军队在人员构成上带有颇为浓重的民族色彩，每支部队的军官或政委都是俄罗斯人，俄语作为指挥和指导的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军队在各次战斗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一些人由于对苏联政府不满，乐于投降德军，并将其视为一种解放；另一些人则宁死不屈，血战到底。
苏联所有男女青年都要接受医疗和军事方面的训练，这意味着军人在入伍前就已经接受了超前的军事训练。1941年6月27日，共青团员被动员入伍作为“政治士兵”，最终成为袭扰和瓦解德军后方的游击队的中坚力量。
乌拉！乌拉！
对于德军士兵来说，听到敌人大声地喊着“乌拉！乌拉！”看到这种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拿着刺刀冲锋杀敌的情景，便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对于苏军指挥官来说，手下这种全副武装、慷慨赴死的士兵似乎源源不断，根本不必考虑他们的代价。据苏军一些老兵回忆，在这种近乎自杀式的、潮水般的进攻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员配备有武器。那些没有配备武器的士兵，则被告知去捡拾战场上死伤战友遗弃的武器。苏军人潮向前冲锋，爬过战友们的尸体，前赴后继。
在德军34型机枪的扫射下，大批身着棕色军装的苏联士兵应声倒地，但那些没有被击中的仍然殊死拼杀，继续向敌军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这样的场面令德军既震惊又佩服。
一名负责操作37毫米口径反坦克炮的德军炮兵回忆，他所在的炮兵组在战斗中击毁了一辆旧式－26型坦克，“正当我们向这辆－26型坦克靠近时，一名受了伤的、挂在炮塔上的苏军士兵仍然从上面向我们射击。他在坦克被摧毁时失去了双腿，被挂在炮塔内侧。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在用手枪朝我们射击！”
在布列斯特要塞，德军认定一辆苏军轻型坦克已被摧毁，坦克中的乘员也已全部身亡。然而，就在德军一个师级司令部的官员们在坦克附近的碉堡周围聚集时，炮塔突然旋转过来，紧接着，一排机枪子弹射来，在场的德军人员无一幸免。后来，坦克被德军彻底摧毁。在德军对这辆燃烧后的坦克作了进一步调查后，他们发现，尽管坦克中的3名乘员已经死亡了7天，甚至开始腐烂，但一位重伤的士兵仍然活着。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条件下，在这辆恶臭冲天的坦克中，他居然苦苦等待了7天时间，为的就是这最后一击，为自己的祖国消灭一些更有价值的目标。
一些德国历史学家曾宣称，德国入侵苏联实属迫不得已之举，因为苏联早就有了入侵欧洲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无道理。因为苏联除了攫取波罗的海诸国之外，还夺取了位于黑海沿岸的罗马尼亚比萨拉比亚省，将其边境线拓展到普洛耶什蒂的主要油田附近。此外，朱可夫元帅察觉到德军1941年在边境集结的兵力不断增多，曾提议对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实施一次破坏性的进攻，但被斯大林否决了。然而，当德军攻入苏联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与其说苏联做好了入侵欧洲的准备，不如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