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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对的浪潮并未完全平息。皇室贵族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人又出来阻拦改穿胡服。这大概就是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了——传统决不可改变，否则跟你纠缠个没完。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诸位的反对理由。总之，少不得赵雍又一一做工作，劝告他们说：“拿古代学说衡量今天的人，不懂得形势变化。效法古代的规则，不可能治理现代。”说到后来，赵雍实在口干舌燥，简直要昏过去了，不得不大叫一声：“传统那玩意儿，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世界，你们怎么这样不通达？”赵雍气急了，要治赵燕的罪，吓得赵燕赶快穿上胡服。
服装激辩（2）
在赵雍严厉警告下，保守势力退缩了。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赵军改穿“西服”并加以训练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公元前306年，即改穿“西服”之后第二年，赵雍就率领着新军——现代化骑射部队，向西出击。几年之内，征服了位于内蒙古中部的楼烦和更远的林胡部落，解决了长期困扰赵国的胡族侵扰问题。赵雍在北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开发了边地。接着又在北方修筑长城，派军队防守，实行民族和睦政策，巩固了北方边疆。
从公元前305年起，赵雍又向中山国开战，几年之内灭亡了中山，使赵国合为一体。10年左右，赵国国土扩张了两倍，兵强马壮，成了能够与秦国抗衡的举足轻重的强国。
梁启超曾说，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世为中原之患。能够有力抵御并取得胜利的，仅有赵武灵王、汉武帝等四人。梁先生甚至称赵雍是黄帝以后第一人，这个评价表明赵雍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赵雍改穿“西服”之后，胡服的优点日益被中原地区民众接受。赵雍倡导的胡服骑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方式影响甚巨。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一般都采用马拉车。胡服骑射之后，中原的骑兵发展起来，兵车时代转型为骑兵时代，马也渐渐用于骑乘。这就加强了各地区的往来，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所以，赵雍改穿“西服”，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可惜的是，赵雍的雄心壮志，因为选拔接班人出了差错，尽付东流。不但事业全付之东流，还搭上了一条性命。赵雍因为宠爱妃子吴娃，就废掉了早先已经确立的太子赵章，立吴娃所生的儿子赵何为太子，并于公元前299年传位给赵何，赵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一切当然引起赵章极度不满。公元前295年，赵章发动叛乱，赵雍在离邯郸不远的沙丘宫被围饿死，赵章也在混乱中被杀。赵国人亡政息，逐渐衰落，最终在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
2500年之后，在亚欧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赵雍，这就是凯末尔，他建立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推行“胡服骑射”——淘汰传统衣冠（宣布戴土耳其帽是违法犯罪），改穿西服；淘汰古老武器，重组军队。他还废掉了学起来比较困难的*文字，改用罗马拼音。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时隔古今，地别东西，两位改革人物却同为国家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凯末尔的魄力大到难以想象，而赵雍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没有被传统力量绊倒，反而挑战成功的君主。
贵族里的孤寒
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
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方向前进了一步。
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这一年，正是中国西汉汉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王莽生在一个显贵的外戚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但不受宠。王莽14岁的时候，元帝去世，王政君的儿子刘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王家立马显赫起来。成帝登基没几个月，王莽的五个叔叔就在同一天被封为侯（仅次于王的贵族爵位），此事打破历朝纪录。“五侯之家”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丛生。《资治通鉴》说：“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王家子弟个个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但王莽却例外。他父亲王曼很早就去世了。孤儿寡母，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王莽一家在王氏家族中被边缘化了。
一位作家曾略带浪漫地描写了王莽幼年的困境：
一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站在墙角，因为大司马（总理级）王凤家门口已被拜年的车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篮子里是一份贺礼：一坛宛城名酒。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钻到守门人面前：“我叫王莽，是大司马的亲侄子。”
守门人打量打量这个孩子，不屑地说：“是吗？大司马没空见你！”
“我真是大司马的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送礼，那时看门的不是你。”说着举起篮子。
守门人看了看篮子，哈哈大笑：“说瞎话不带脸红，你有事以后再来吧！”
孩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啪”地把篮子摔在地上，一转身跑了。
王门新秀
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如果遭到歧视和压力，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王莽正是如此。
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她要王莽争口气，在学业上出人头地。王莽果然不负母望，小小年纪，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勤奋钻研，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一点一滴增加理解。他对母亲至为孝顺，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对老师十分尊重。每次去见老师，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带上礼品。路上碰到对面来的人，他也常常躬身礼让。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与他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表兄弟们相比，王莽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备受瞩目。
成帝阳朔三年（前22），大司马王凤病重，偏瘫在床。王莽的表兄弟们不得不来探望，但往往站一站就走，弄得王凤心里发凉。王莽就不然，他代替了护士和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还替王凤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凤见状，大为感动和愧疚。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的侄子竟对自己如此尽孝，即使《孝经》上古人复出，也不过如此。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皇太后王政君和汉成帝。王政君和成帝也早就风闻王莽卓尔不群，于是封王莽为黄门郎（随侍皇帝左右的秘书类小官），不久升为射声校尉（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特警支队领导人。射声，表示闻声而射则命中），此时王莽23岁。
王莽精通儒家典籍，学问渊博，对人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并且廉洁自律，处事公道。他的表兄弟则四处封官许愿，乌烟瘴气。朝廷官员提起王莽，有口皆碑。老谋深算的王政君看出王莽是王氏家族真正有出息的新一代，心中暗喜王氏有人。
成帝永始元年（前16），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是为王莽讨封。当时朝中的大名士金涉、陈汤也上书颂扬王莽。于是，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随时出入皇宫，参与决策的部长级官员）。
王莽官做大了，却更加谦逊，他把封地上的贡赋都拿来资助穷困的儒生和名士，把家里的车马、衣服也都送给需要的朋友，弄得“家无所余”。同时，他通宵达旦全力投入工作，不仅效率很高，一举一动也都符合儒家标准。对王莽这些作为，朝臣交口称赞，太后和皇帝也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此时王莽的声誉已经高过了他的叔叔们。
成帝绥和元年（前8），37岁的王莽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汉成帝末年，大司马的地位超过丞相，成为皇帝之下第一人。
史书上说，王莽担任大司马之后，克己不倦，更加节俭。他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前去看望。出来接待客人的一个女子穿着粗布衣服，贵客们都以为这是王家的佣人，介绍之后才知道竟然是王莽夫人，一时引起轰动。王家的简朴作风立即传遍长安，那些穷奢极欲的贵族人家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仕途重挫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